引言
弗蘭克·赫伯特的《沙丘》出版於1965年，被認為是科幻小說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由這一小說開啟的《沙丘》六部曲是如此暢銷，以至於赫伯特其他小說的封面上都會赫然印著「《沙丘》作者」的字樣。最近維倫紐瓦的電影改編更是進一步點燃了人們對《沙丘》系列的熱情，但卻也促成了《沙丘》的徹底獨立。所有人都在談論《沙丘》，但所有人就只談論《沙丘》，仿佛它是赫伯特撰寫與出版的唯一著作。
事實上，在赫伯特的生平與三十餘部其他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深入理解《沙丘》系列的主題。本期視頻將通過回顧《沙丘》第一部出版為止的弗蘭克·赫伯特的早期生平與創作，探索一系列無法孤立回答的問題：《沙丘》從初稿到定稿轉變時為什麼將主人公從行星生態學家列特換成了保羅？赫伯特為什麼選取了帝國作為未來的政治組織形式？又是為何要通過防禦場將戰爭重新拉回到刀劍相向的狀態？
家庭成員
1920年10月8日，弗蘭克·赫伯特出生於華盛頓州。他的祖父奧托·赫伯特在年輕時參加了由尤金·德布斯創辦的社會主義政黨美國社會民主黨，這一黨派最初計劃通過建立社會主義聚居地來改變整個國家的道德和經濟秩序。盡管這一政策爭議重重，但在合作社兄弟會的推動下，華盛頓州的伯利聚居地最終於1898年創立。奧托一家於1905年抵達了伯利，成為社會主義烏托邦的一份子。盡管當赫伯特出生時，這一計劃已經宣告失敗，但當地主張普遍的兄弟情誼、同工同酬與婦女平等權利的理想主義氛圍仍然對其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以至於當赫伯特最終與無產階級藝術家伯納德·扎克海姆成為終身的朋友。
年輕的赫伯特與祖母瑪麗的關系很好，雖然她是個目不識丁的鄉下婦女，但在數學方面卻堪稱天才，無論別人要她加減乘除有多大的數字，她總能答對。她的記憶力也好得難以置信，能清晰地回憶起幾十年前的細節。她向赫伯特灌輸了對數學的熱愛，並成為《沙丘》中門泰特的原型。除此之外，瑪麗還會講一種迷人的古老方言，這激發了赫伯特日後對語言和方言的廣泛研究，在《沙丘》與其他作品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與伯利這個小鎮相呼應的是赫伯特的父親老弗蘭克所秉持的前現代觀念。盡管他已經帶著赫伯特搬遷到了塔科馬市並擔任高速公路巡警，但對老弗蘭克來說，警察工作是為他所保護的人民服務，而不是一種准軍事形式或法律官僚機構式的執法。面對醉酒司機，他會開車送他回家，並告訴他的妻子把車鑰匙藏起來而不是立刻逮捕他。這種「目的不是引起任何波瀾，而是繼續生活」的模式在現代社會是不可能且危險的，但卻培養了赫伯特對於現代權力的警惕態度。
老弗蘭克的不可知論也奠定了赫伯特在宗教問題上的思想基點，赫伯特的母親艾琳有八個姐妹，她們信仰天主教並請了一位耶穌會修士來指導赫伯特的生活，試圖將這一信仰強加於他。但這一舉措最終適得其反，赫伯特變得比任何人都更像老弗蘭克的不可知論，並在《沙丘》中將耶穌會與姨媽們的形象結合起來創造了貝尼·傑瑟里特姐妹會，並按照自己的經歷塑造了保羅與姐妹會的最終決裂。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赫伯特結識了一位海岸薩利希印第安人亨利，並且逐漸了解並尊重他們的信仰與生活方式，其與白人現代文化之間的衝突成為他唯一的非科幻小說《靈魂捕手》（Soul Catcher）的核心，也成為赫伯特生態意識的萌芽。
就像《沙丘》中祖先記憶的遺傳，祖父對人民力量的肯定、祖母對數學與語言的熱情、父親對權力的警惕、姨媽對控制的渴望、以及印第安人對生態的信仰共同構成了赫伯特思想的底層，並在最終清晰地匯集到《沙丘》這部偉大的作品之中。但在此之前，赫伯特必須先積累足夠的文字訓練、人生經驗與哲學思辨才能最終融會貫通這些思想。
首次創作
在八歲生日那天，赫伯特在早餐時向全家人朗讀了自己剛剛完成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最黑暗的非洲歷險記》（Adventures in Darkest Africa），講述了一段在充滿威脅的環境中克服障礙並找到返回營地的路的探險。盡管對叢林的描述還稍顯幼稚，但赫伯特將兒時跟隨父親在華盛頓的森林中狩獵露營的親身經歷與自己閱讀了解到的關於森林迷路的知識結合在一起，形塑了自己從未見過的非洲叢林與一段令人信服的探險，這種基於經驗與知識創造一個新奇而真實的世界的能力將成為赫伯特所有小說的最突出的特點。正是在時，赫伯特首次明確了自己日後的志向，成為一名作家。赫伯特從此與圖書形影不離，並且常常在童子軍營地的篝火旁講述自己原創的故事，那些故事充滿了恐怖、冒險並且經常涉及鬼魂、古老的西部和大海，他將其歸功於自己所閱讀的H.G.威爾斯、儒勒·凡爾納、埃德加·賴斯·巴勒斯的科幻小說。
在赫伯特十二歲時他讀完了莎士比亞全集，這對赫伯特影響頗深，《沙丘》的宮殿擁有宏偉的宴會廳和黑暗的通道，給人一種與莎士比亞筆下人物沉思、陰謀和謀殺的城堡非常相似的感覺。隨後赫伯特又在此基礎上有意識學習埃茲拉·龐德詩歌中文字的聲音、莫泊桑小說中的情節技巧與普利斯特小說中強有力的人物塑造。當他十九歲於塞勒姆高中畢業後，憑借著自己出色的寫作能力成功謊報年齡進入報社工作，直到五十二歲時才最終離開報紙行業。新聞職業所要求的簡潔表達對他小說寫作勾勒思想、人物和情節有所幫助，而且赫伯特從不滿足於調查事件，而是不斷從中展開廣泛學習，最終使其成為近乎百科全書式的作家。
1942年，赫伯特作為攝影師隨美軍前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藉助在此期間的見聞，他在1945年售出了自己一篇小說《狡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Cunning），二戰中的一位美國陸軍中士被派往阿拉斯加北極荒野尋找日本無線電和氣象站的位置，在這一過程中，中士和他的愛斯基摩向導被一名攜帶自動手槍的日本士兵抓獲。在溫暖的小屋里，敵人用槍瞄準他們，要把他們帶到外面殺死。愛斯基摩人知道槍在小屋中加熱後會在北極的空氣中凍結而無法使用，因此他們成功地用刀戰勝了敵人。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但卻包含了對赫伯特小說來說最重要的固化思維習慣在環境變動中失效的思想，其標題正是向達爾文的名言「適者生存」致敬，只有狡猾多變才能適應自然而得以倖存。同時，愛斯基摩土著戰勝技術更先進的日本士兵的橋段在《沙丘》中弗雷曼人對帝國薩道卡士兵的勝利中得到了重演。
繆斯女神
二戰後，赫伯特就讀於華盛頓大學，最終他因為只修習自己感興趣的課程與小說寫作的培訓，而最終沒能滿足畢業所需的學分要求而退學。不過，赫伯特對此並不感到遺憾，甚至當他1970年在華盛頓大學講授一般性和跨學科研究時還曾調侃過自己的這段經歷並感到自豪。赫伯特在這段求學歷程中最大的收獲是在一堂短篇小說課上認識了貝弗利·斯圖爾特，彼時的赫伯特剛剛經歷了一段為期兩年的失敗婚姻，但貝弗利一頭黝黑的秀發與藍色雙眸深深吸引了赫伯特，二人於1946年結婚，這段婚姻一直持續到1984年貝弗利因病去世。
對赫伯特來說，印象最深的是在貝弗利的一場校園莎士比亞戲劇演出後，她的藍眼睛含著淚水對自己說：「我只是表演成女巫，我不想讓你認為我是那樣的人。」但事實卻是，赫伯特發現自己簡直就像娶了一位白人女巫。有一次他在湖邊釣魚，而貝弗利在小屋中工作，滿載而歸的赫伯特沮喪地發現自己遺失了祖父母送給他的魚鉤，神奇的是，貝弗利竟然徑直走向湖邊的一塊岩石並在那里找到了那個魚鉤。此後無論赫伯特丟失了什麼東西，貝弗利總能順利地幫他重新找回它們，甚至有時她還展現出某種預測未來的能力。貝弗利還從《周易》中學會了測算，並激發了赫伯特對於漢字與東亞文化的興趣，他認為中國詩歌與日本俳句擁有一種質朴而未知的力量，能夠捕捉到所有生命的本質。赫伯特將貝弗利的藍色眼睛與這些能力綁定，作為《沙丘》中吸食大量香料的標志。
除此之外，貝弗利還是傑西卡女士的原型，布萊恩·赫伯特在《沙丘夢想家》（Dreamer of Dune）中說：「傑西卡女士美麗、聰明、忠誠，代表了我父親對母親的感情。她對他來說是完美的，是他生活中所有正確的事情。」貝弗利放棄自己的作家生涯，以便在困難時期養家餬口。她支持赫伯特成為一名作家，即使是在科幻小說這樣沒有什麼經濟前景的領域。赫伯特經常與貝弗利討論自己的創作，她經常在情節與人物塑造，尤其是女性角色的動機方面給出改進建議。不同於同時期對於女性的刻板描繪，傑西卡是真正的人，她同時是妾、母親、聖母、通靈者，哀傷而又堅毅，為科幻小說第一次注入了女性的存在，使小說超越了純粹為了行動而行動的水平。當貝弗利與赫伯特姨媽的形象同時存在於姐妹會之中時，《沙丘》中扭結的對於姐妹會的矛盾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赫伯特反對姐妹會式的宗教權威而又為女性的力量著迷，這一矛盾直到小說的第六部才得以解決。那時，貝弗利已經因為癌症永遠地離開了赫伯特。
心理學家
婚後，赫伯特一家搬去了加利福尼亞州，在聖羅莎一家長老會教堂的榮格心理學演講中結識了斯拉特里夫婦。艾琳·斯拉特里是著名心理學家卡爾·榮格的學生，她曾在30年代目睹希特勒在數千人前發表演講，她意識到希特勒是一個嫻熟的煽動者，能夠用令人信服的語言表達扭曲、憤怒的想法，他可能是德國人的英雄，但在這個位置上的英雄是危險的，因為人民會盲目地不加思辨地追隨他。艾琳因為向不值得信任的人表達了這一想法而流亡美國。她將自己在榮格那里記錄的筆記與榮格提供的論文交給了赫伯特，其中集體無意識的部分成為了姐妹會遺傳記憶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艾琳對英雄危險性的警告開始在赫伯特的大腦中醞釀，最終形成了《沙丘》系列的基石：英雄是危險的，尤其是當人們奴性地追隨他們，像神一樣對待他們的時候。艾琳的丈夫拉爾夫·斯拉特里更多從哲學方面展開思考，致力於將心理學問題與更廣泛的人類存在問題聯系起來。在他的理論中，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和其他存在主義哲學家的名字與弗洛伊德和榮格一樣重要。受到他的影響，赫伯特的小說往往帶有明顯的存在主義色彩，尤其是在《桑塔羅加屏障》（The Santaroga Barrier）中赫伯特直接將他的主人公命名為「此在」，將一種關鍵藥劑稱為「雅思貝爾斯」。
在斯拉特里夫婦的影響下，赫伯特開始嘗試將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的元素引入自己的小說之中，由此創作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幻短篇小說《尋尋覓覓》（Looking for Something），職業催眠師保羅·馬庫斯在一次催眠表演中產生了世界不真實的感覺，他感受到人們的心靈深處被封鎖了，因此只能看到幻象中的世界。正當他即將挖掘出埋藏在沃克小姐腦海中的催眠命令時，一個外星人出現並催眠他忘掉一切。原來所有的人類都處在外星人的催眠控制之下，他們飼養人類以獲得永生的腺體分泌物。《尋尋覓覓》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相當幼稚且淺顯的故事，所謂心理學的引入也僅僅局限於催眠這一噱頭性的元素上，從而得出一個非常常見的科幻推測：世界並不是如其表面所展現的那樣。
相比之下，赫伯特的下一篇科幻短篇，1954年的《操作綜合症》（Operation Syndrome）則無論是在故事情節、角色塑造、乃至精神分析層面都要成熟得多。這是一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式的小說。一場名為「爭奪綜合症」的疾病席捲世界，四十天內有九座城市相繼突然陷入瘋狂，人們在破壞性騷亂、公共自殺和大規模混亂中肆意妄為。心理學家埃里克正在致力於研發一種電子心靈讀取器「阿曼蒂探測儀」來抵禦這場疾病，這一儀器旨在紀念他那被關進精神病院中的老師阿曼蒂。在夜以繼日的研究中，埃里克做了一個古怪的夢，他夢到一個自己從未見過的女子在唱著一首名為「瘋狂的月亮」的歌曲。離奇的是，夢醒之後，他在街上遇見了這個夢中的女子，歌手科琳。她與未婚夫皮特正在巡迴演出，埃里克發現爭奪綜合症就發生在他們離開演出城市的二十八小時後。埃里克推測，皮特使用了阿曼蒂的發明以增強科琳的聲樂表演，卻沒有意識到它讓人們進入集體無意識的世界而沒有給予應有的保護，導致當機器關閉時所有人就都陷入了無意識的瘋狂狀態。但是皮特根本不相信埃里克的指責，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為埃里克想搶走他的未婚妻而編造出的謊言。最終，埃里克也完成了自己的阿曼蒂探測儀，這使他能夠進入自己的無意識，以一種終極心理分析的方式面對自己。他沒有像皮特那樣無意識地選擇控制他人，而是幫助其他人更充分地理解自身，從而將眾人引入到一個心靈感應網絡之中，將世界從噩夢般的混亂中拯救了出來，並且發掘出了人類潛力的可能性。赫伯特在這里展現了未經自我反思的人對無意識操控的可怖性，皮特手中的探測儀從未指向他的內心，因而只能帶來混亂與傷害，而埃里克則經歷了自我發現與否定的過程，從而帶來理智與平衡。但問題是，埃里克所認定並帶回的理智是否會帶來新的問題與弊端呢？
帶著對這一問題的反思，赫伯特開始創作一部講述戰爭期間核潛艇中的極端心理壓力的小說《壓力之下》（Under Pressure）。這個標題帶有明顯的雙重含義，既指向深海的水壓，又涉及船員內心所承受的壓力。故事發生在未來的21世紀中葉，世界陷入了西方與東方之間永無休止的戰爭，石油已經成為最珍貴的資源，美國利用專門的核潛艇從敵國的海底油井中盜取石油。這一成功率極高的行動最近卻屢屢失敗，最後派出的二十艘船中沒有一艘回來。海軍情報專家認為有間諜正在蓄意破壞或暴露潛艇位置，這導致士氣遭遇了空前低落，因此下一次任務的成功至關重要。然而，這艘被寄予厚望的潛艇的電子通信員在上次任務時精神崩潰了，因而海軍決定將心理學家兼通信專家約翰·拉姆齊派往潛艇，他的任務是在隱藏自己真實身份的前提下運用精神分析調查船長、大副與工程師，從而找出潛艇中的間諜。而當拉姆齊真正與眾人接觸時他才發現，盡管船員有著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在航行過程中卻對船長的能力表現出了一種非理性的信仰。因此他根據精神分析判定船長是一個宗教性偏執狂並且將其視為精神崩潰的根源所在。他相信自己必須保持理性與客觀才能履行心理學家的角色，因此決定通過與船長的對抗來打破這一非理性模式，但這也導致了其他船員對拉姆齊的懷疑。當拉姆齊最終化解了船員的誤會並真正融入到由潛艇和船員組成的單一實體時，他開始意識到理智不是一種獨立的東西，而是個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前一任電子通信員的精神崩潰正是因為他固守一個僵化的理性與地面思維模式，而不是像船長所說的「理智的人必須了解水流，必須知道在不同的水域中需要什麼」。基於此，拉姆齊重新評估了船長、船員、潛艇、海洋、戰爭以及隱含的世界之間失敗的穩態平衡，最終成功指認出了船上間諜的真正身份。不同於《操作綜合症》中將理性與安全視為最終目標，《壓力之下》開始反思，任何形式的安全，無論是軍事的、心理的還是個人的，都是脆弱的。就像拉姆齊所說的：「我們應該努力擺脫它。安全措施扼殺了溝通。它正在製造社會分裂。」這一思想顯然來自艾倫·瓦茨的禪學著作，尤其是《不安全的智慧》一書。瓦茨談到了一個悖論，他認為放棄安全的行動方針會讓一個人接觸到無法言喻的精神真理，而這些真理是其他方式無法實現的。如果沒有改變，沒有不斷的挑戰，人類頭腦中的某些東西就會陷入沉睡。因此，《操作綜合症》與《壓力之下》共同構成了赫伯特所有小說最重要的兩個矛盾統一的方面：如果人不能在自身內部以及與環境之間實現平衡，存在只是混沌的一個版本。但是，如果人類沉迷於已達到的平衡，進化就會停止，生命就會屈服於熵。
政治生涯
但無論是《操作綜合症》中帶回理智的心理學家還是《壓力之下》中重新定義理智的船長，他們都扮演了被神化的英雄與救世主的角色並對自己行為的正當性缺乏認識。而隨著赫伯特越來越深入美國的政治體制，他對英雄的態度就變得越來越警惕起來。赫伯特曾擔任多位政治家的演講撰稿人和研究助理，並與麥卡錫有過直接接觸。在一次聽證會上他見到甘迺迪作為麥卡錫的助手負責執行麥卡錫的命令，加之甘迺迪後來支持聯邦竊聽的立場，導致赫伯特將甘迺迪視為危險的政治家。在1969年與威廉·圖彭斯的一次訪談中，赫伯特談到了已故的甘迺迪當時在美國剛剛開始的神聖化苗頭，他認為這是一種彌賽亞的誕生方式。赫伯特自稱是傑斐遜主義者，始終對權力的持有者持懷疑態度，因而在《全體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Whole）中弗蘭克·赫伯特用高度諷刺性的語言描述了參議院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其中委員長總是試圖扭曲事實以對他有利而完全不考慮這將對社會所產生的徹底性影響。最終卡斯特突破了委員會的操控，將一種雷射器的製作原理公布給大眾，從而迫使每個人考慮其他人的尊嚴而不是讓權力過度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赫伯特認為這有助於減少錯誤帶來的損失：「為自己犯錯誤是一回事，但如果你是一位有魅力的領導者，而你犯了錯誤，數百萬人可能會跟隨你走下懸崖。」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赫伯特寫了一篇現實主義般的《沙丘》故事《小窗戶》（The Little Window），一位希臘鞋匠與他的侄子保羅在一家商店工作，保羅通過對每位顧客所穿的鞋子的觀察能夠推斷顧客的心理乃至產生近似預測的效果。一夥暴徒占領了這家商店，並企圖搶劫定期巡邏的裝甲車。保羅最終制服了一個劫匪並搶走了他的步槍，當保羅開槍射殺了劫匪的頭目時，他成為了英雄，但卻對自己奪走生命的行為感到悔恨，對自己的英雄聲望感到恐懼。當所有人跟隨他未經司法審判奪走罪犯性命時，會發生什麼？撰寫政治演講的經歷也使赫伯特意識到了語言的力量，政客們通過語言就可以吸引乃至控制大批選民，他閱讀了早川的《思想與行動中的語言》等作品，並在《沙丘》中以姐妹會的音控力的形式呈現了這點。
生態思想
1957年，赫伯特接到報紙的任務前往佛羅倫斯撰寫一篇關於沙丘治理的報導，他在通過種植耐旱草而不是建造圍牆來控制沙丘的努力中看到了真正的戲劇性，於是他開始想像一個整個星球都被沙丘所占據，生態學家面臨著收復它的任務的故事。他將從在沙丘滑面上種植草開始，然後逐漸引入其他生命，試圖開始一個自我維持的循環。赫伯特結合自己多年來的研究，制定了故事的大綱並將其命名為《香料行星》（Spice Planet）。這是一個近似於阿拉伯的勞倫斯式的英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保羅，而是行星生態學家凱恩斯，他是一個本土化了的外來者，利用宗教熱情來改變香料行星的生態。他改造沙漠的計劃將需要數百年的時間，當時活著的人都不會看到他的計劃的成果，因而這是一種面向未來的預言模式。但當赫伯特的寫作繼續展開時，他發現了這一構想的局限性，這是一個過於簡單的模式，其中關於權力與理智的不加思辨的接納與赫伯特已經形成的諸多思想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赫伯特開始思考，當水重新被引入沙漠時，是否將產生人類難以預料的結果。倘若香料只在這一沙漠行星上出現，那麼水的出現將不可避免地打破既有的平衡，從而在更大的范圍內產生更加徹底的變革。由此，赫伯特意識到了人類的渺小，並反對按照人類意願對生態加以改造的想法。因此在《沙丘》的一個悲涼而諷刺性的場景中，列特-凱恩斯被脫掉蒸餾法丟入沙漠之中，他父親從另一個星球帶來的旨在重建沙丘生態系統的沙鷹正在等待著他死後以他為食。
由此，最後一塊拼圖也已就位。貝弗利提供的女性力量與預測未來的設想，心理學教授的混沌與平衡的思想，政治喚起的反英雄意識，生態引發的去人類中心思考，與赫伯特童年經歷和祖輩教育所奠定的思想基底結合在一起，最終催生了《沙丘》的問世。
沙丘的反史詩性
《沙丘》講述了一個莎士比亞式的故事。沙達姆四世皇帝因為擔心厄崔迪家族的崛起而命令其接管哈克南家族的領地沙丘行星厄拉科斯，那是對太空航行至關重要的香料的唯一產地。雷托·厄崔迪知道哈克南家族勢必不會輕易撤出沙丘，因而時刻保持警戒從而化解了哈克南的諸多陰謀，但意料之外的岳醫生的背叛導致他最終還是敗給了哈克南男爵。他的妻子傑西卡與兒子保羅逃到了城外的沙漠，保羅是貝尼·傑瑟里特姐妹會計劃中的重要一環，她們相信他可能是完美人類魁薩茨·哈德拉克，保羅在香料的作用下擁有了預知能力，並且成為了弗雷曼人的救世主。在殺死挑戰者詹米後，保羅獲得了新的弗雷曼名字穆阿迪布，並且與列特的女兒查尼相愛。傑西卡通過為部落轉化生命之水而成為了聖母，她肚中的孩子厄莉婭也因此過早覺醒了女性祖先的所有記憶。在騎乘並控制了一條巨大的沙蟲後，保羅也喝下了生命之水，昏迷中他看到了以他的名義所發動的聖戰。保羅對這樣的暴力戰爭與宗教狂熱感到恐懼，但傑西卡則准備領導叛亂，最終保羅無可避免地被聖戰裹挾著擊敗了皇帝的軍隊，厄莉婭也殺死了哈克南男爵。保羅掌握了香料的秘密，在與唯一的王位競爭對手菲得-羅薩的殊死搏鬥後，他廢黜了皇帝並與伊勒琅公主政治聯姻以確保他對王位的繼承權，而保羅所有的孩子都來自他與心愛的查尼的結合。
跌宕起伏的情節、錯綜復雜的謀略，這很容易讓人們想起《冰與火之歌》這樣的史詩巨著，事實上喬治·R·R·馬丁也確實深受《沙丘》影響。但在《弗蘭克·赫伯特》一書中，威廉·圖彭斯（William F. Touponce）卻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沙丘》是否是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史詩？」這似乎是一個很荒謬的問題，《沙丘》的幾乎每一處細節都呈現著對神話與史詩的模仿。在《沙丘夢想家》中，布萊恩·赫伯特回憶了他父親在創作時從史詩中汲取的靈感。阿特柔斯是古希臘古希臘邁錫尼國王，他的兩個兒子阿伽門農與墨涅拉俄斯被稱為「厄崔迪」，即「阿特柔斯的兒子」，他們作為英雄家族在《伊利亞特》中遭受了悲慘的命運。雷托在希臘神話中是阿波羅與阿爾忒彌斯的母親，日神與月神分別對應保羅與厄莉婭，而雷托之所以由女變男是為了突出故事中的兩面性。根據西塞羅在《論諸神的本性》中的說法，日神與月神又對應著羅馬神話中的兩面神雅努斯，他的兩張臉分別面向前後兩個不同的方向，因而保羅能夠看到遙遠的未來而厄莉婭則面向久遠的過去。厄崔迪家族的家鄉卡拉丹得名於希臘城鎮卡列敦，那里是卡列敦野豬被獵殺的地方。沙蟲則是守護財寶的巨龍的象徵，保羅的成長遵循了拉格倫的《英雄》所概述的經典英雄遵循的二十二個步驟。
但恰恰是這種有意識地對史詩原型的使用構成了《沙丘》的反史詩性，赫伯特不是無意識地跟從這些史詩中反復出現的原型，而是力圖讓人們意識到這些原型，以便能夠超越它們。史詩是關於過去的，它本身是自足的，既不假設任何延續，也不要求任何開放性與不確定性。史詩的基本特徵是以一種客觀化的敘述聲音製造出一個遙遠的、被英雄事跡所主宰的過去。《沙丘》中唯一具有史詩性的段落是章節起始時伊勒琅公主的史書，她將保羅客觀化為一個習慣於用格言來說話的人，就好像他已經完滿甚至死亡了。而當正文中保羅成為敘事中心時，史詩的完整性和完成的品質消失了，保羅表面成就背後的失落感與匱乏感便得到了呈現，他的兒子在突襲中喪生而他卻沒有預見這點，他試圖阻止聖戰的發生卻無能為力，弗雷曼人對他的英雄式的敬畏和服從成為他最痛苦的來源，保羅成為了自己史詩的俘虜。這就是《沙丘》的反史詩性，赫伯特希望表現的是保羅在史詩模式中的掙扎與痛苦，而不是將其塑造成一個史詩般的救世主。
巴赫金認為預言是史詩的特徵，推測是小說特徵，這種差異在保羅的預知能力中表現的最為突出。正如唐納德·帕倫博（Donald E. Palumbo）所敏銳地意識到的，《沙丘》的寫作是為了明確反對阿西莫夫的《銀河帝國》系列中服從於精確的科學預測的老式實證主義，《銀河帝國》擁護秩序的觀點而《沙丘》系列則倡導混沌的視角。《銀河帝國》是典型的史詩，數學家哈里·謝頓畢生致力於心理史學理論的構建，通過對大規模行動的統計定律，謝頓可以預測到銀河帝國的衰亡及之後三萬年的黑暗時代。幾乎所有人都接受了謝頓的預測，直到一個破壞系統的不穩定突變種「騾」的出現，他是精確預言無法接受的混沌因素，是必須被抹除的，第二基地通過欺騙與精神改造從而將騾重新納入到秩序的范疇。而在《沙丘》中，謝頓與騾的角色位置發生了互換，信奉對未來精確的預測並且致力於維持現狀的皇帝與宇航公會成為了宇宙間的消極力量，而像突變種騾一樣的保羅則致力於揭示未來的不可預測性與變動性，當保羅面對著兩個習慣於預知未來的宇航公會代理人時，他意識到：「人類的基因自覺地感應到了它的休眠期，意識到它本身已經變得陳舊，知道自己現在只需要混亂，以便在混亂中進行基因雜交，產生出強壯的新型混合體，這樣才能繼續生存下去。」保羅預知的未來因海森堡的不確定性原理而是非精確的，讀者對他的認同不是源於他預知未來的能力，而是來自其與一個確定性的未來的鬥爭。這就是為什麼《沙丘》要將背景設置在一個銀河帝國中，崇尚秩序與靜止的人類會放棄做出自己決定的責任，跟隨另一些人的領導，自然而然地陷入到封建主義的狀態之中。而赫伯特則借原定主角凱恩斯臨死前的幡然醒悟表明：「只有意外和偏差，才是宇宙中最恆定不變的事物。」
這也就是為什麼赫伯特要通過防禦場將戰爭重新拉回到刀劍相向的狀態，在1958年的小說《停火》（Cease Fire）中一名普通士兵發明了一種新式武器，可以在安全距離引爆敵人的幾乎任何爆炸物，他對此欣喜若狂，認為自己結束了戰爭，因為再也不會有爆炸物被投入戰場。但經驗豐富的士兵則意識到，他並沒有消除戰爭而只是改變了戰爭的形式，下一場戰爭將通過騎兵、刀劍、弓弩和長矛進行，並使間諜活動泛濫。防禦場所起的便是這種新式武器的作用，它看似能夠為社會帶來安定與和平，但事實上，宇宙中的變動的力量是無可匹敵的。
在這個意義上，《沙丘》作為系列小說的第一部，看似講述了一個救世主般的英雄故事，但卻暗示了保羅將走向一個與英雄截然相反的方向。這些暗示星星點點地灑在全書各處，是赫伯特心目中方向的種子：英雄會犯錯誤，而這些錯誤會因盲目追隨英雄的人數而被放大。在該系列的後續兩部作品，《沙丘救世主》和《沙丘之子》中，這一線索將變得格外清晰。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