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第一篇，包含個人的開坑說明，原作者的序言，以及原書的引論部分，在機核就統稱為序章吧。

開坑說明

我是在2022年讀到這本書的。

國內現存譯本《通往奴役之路》，由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另有商務印書館的繁體版本《通向奴役之路》，為早期內部譯本而來。而我最終能讀下去，還產生了強烈興趣的，則是台灣學者殷海光選譯的版本《到奴役之路》。

這三個版本中，也唯有殷海光的選譯本是能讀的下去的，語句通順，斷句合理，前後的意義自然地能連起來，而不用反復來回地研讀才能理解。正是因這種強烈的差異，我也上網查詢了一些對譯本的評價，普遍認為，當前流通的版本實在難讀，甚至有懷疑是否刻意為讀者增加門檻的。

* * *

對我來說，這本書提出的自由主義見解，實在是讓我的心靈能從桎梏中走出的重要力量，也因此有了很多不曾得到的信心，就是極其個人、自我的那種自信，由此而生發一種勇敢，做事的勇氣。

我也深知，僅僅讀此一遍，無法得知哈耶克教授的真意，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也是浮於皮毛，因此原本想要通過再次閱讀商務印書館版本來加深印象時，卻依然因翻譯難以理解的問題，而不得不停下來思考——既然這麼難讀的譯本，殷老可以用之乎者也的句法安排地那樣易懂，那若以當代更口語的方式，將內容剖明了說出來，豈不是對自我的理解更為有益？

* * *

於是說干就干，當晚我就起身開始自己譯前言部分。老實說，我本人英文很一般，也就工作能查查資料，完整地閱讀則要花費巨大的精力去認詞和斷句，但我也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能站在好幾位巨人的肩膀上，對比各個譯本的優劣，來找到我認為最好理解的譯法。

另外，我還能藉助現代科技的理解，除了常規的翻譯軟體，chatGPT人工智慧的出現，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機器翻譯選擇，這在面對比較難譯的段落，能打開不同的思路，去嘗試新的句式組合。

一開始，我只是想通過自己對語言的感知，直接調整國內譯版的句式和行文風格，讓更具口語化。但開始深入第一章的正文後，就發現這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我發現了幾處譯文錯翻的情況，本著正確理解哈耶克的想法，我不能對現有譯本照單全收，而必須回到原文，看到底是怎麼說的，放在上下文中如何理解。

我的本意是為了易於理解，所以在很多時候，遇到忠於原文還是方便理解的兩難之時，我會傾向於用更多的斷句，甚至完全改寫內容的方式，讓整句話變成通順、有中文用語邏輯的狀態。哈耶克教授實在是太學究了，動輒一句話寫4、5行字，從句套從句再套從句，往往我讀著讀著就不知道一開始是在說什麼了，可能只是我對英文不夠熟悉吧。但如同寫代碼一樣，往往我只要先給一句話的主體做一個參數，然後在其後反復地引用它，我就能更好地把握住所言說的對象，這真是雙倍的快樂。

* * *

此外，除了個人理解的加深，也願有更多對此有興趣的，或者並不了解自由主義的人一起來讀和交流。希望此後的內容能正常發送出來，我其實之前苦於動力，也因此給了自己一個持續做下去的理由。

不足之處，建議和閒談，歡迎評論區。

作者序

當一位社會問題的專業研究者寫了一本政治性的書時，他的首要職責就是做個清晰的說明。這是一本政治性的書，我不想用社會哲學論文里那些更高雅、更有抱負的名詞做掩飾，雖然我完全可以這麼做。不管名稱如何，最重要的是，我所說的一切都來源於某種終極價值。我希望我能在本書中履行好另一項同樣重要的職責，即清晰闡明整個論證所依據的終極價值究竟是什麼。

不過，有件事我想在這加以補充。雖然這是一本政治性的書，但我可以肯定地說，本書所論述的信念並不與我個人的利益綁定。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來證明，我所嚮往的那種社會，其所能提供給我的好處將會比給國內大多數人的還要多。其實，那些社會主義者同事們常常告訴我，作為一個經濟學者，我在我所反對的那種社會里一定會身居高位——假如我能迫使自己接受他們那一套觀點的話。還有一點我同樣確定，之所以反對那些觀點，並不是由於它們和我成長時期的觀點不同，恰恰相反，它們正是我年輕時所抱持的觀點，正是這些觀點讓我把研究經濟學作為自己的職業。對於那些按著當下的潮流，非得在每一個政治見解的論述中尋找利害關系和動機的人們，容我說一聲，原本我是完全不必寫作或出版本書的。本書必然會得罪許多我希望能友好相處的人；它也讓我不得不放下那些私以為更能勝任、且長遠來看更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它肯定不利於人們去接受那些嚴謹的學術工作成果，而這種學術工作正是我畢生所追求的。

如果說我不顧這些，執意要把寫作本書視為自己不可逃避的責任，則主要是因為，在當前有關未來經濟政策問題的討論中，存在著一種嚴重的、不正常的現象，對此大家還未有充分的察覺。實際上，近年來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被吸進了名為戰爭的機器里，他們因官職在身而不能開口，結果，有關這些問題的討論被一群業餘人士和怪咖、被一群別有用心或名不副實的人所左右，已經到了值得警惕的程度。當前的種種趨勢，勢必在許多人心中引發了擔憂，只是他們無法公開表達，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閒時間寫書的人是很難對這些擔憂保持沉默的。

當然，如果換一種情況，我一定會樂於把對國家政策問題的討論讓給那些對此更有權威、更加勝任的人去做。

本書的中心論點曾在1938年4月《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雜誌上一篇「自由與經濟制度（Freedom and the Economic System）」的論文中首次簡要提出，這篇論文後來經過修訂重印，成為吉迪恩斯（H. D. Gideonse）教授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主編的《公共政策叢刊》（1939年）之一。這兩本書刊的編輯和出版方允許我引用了原作的某些段落，在此表示感謝。

F.A.哈耶克

序言

當代的各種事件與歷史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不知道它們會產生什麼後果。回顧歷史，我們能夠評價過往事件的意義，並追溯其引發的後果。但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對我們而言還不是歷史，它會把我們帶入未知的世界，而我們又幾乎無法看清前路是什麼樣子。假如我們能夠保留先前的見聞和所有知識，把同樣的事件重新經歷一遍，那麼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種視角下，一些我們現在覺得毫不起眼的變化，將會顯得多麼重要、而且往往多麼的讓人吃驚啊！可惜人類永遠不會有這樣的經歷，也不會認識到歷史有什麼必然遵循的規律，但這也許是件值得慶幸的事。

盡管歷史從來不會完全重演，但也正是因為，事態的發展並非完全不可避免，我們才得以在某種程度上吸取過去的教訓，以免同樣的情況一再發生。人們並不需要有預知能力才能明白所面臨的危機，經驗與興趣的偶然碰撞，往往就會把事物中某些很少被注意到的部分展示在一些人的眼前。

以下各章內容是一種經驗的產物，這種經驗類似於重新經歷一段歷史——或者，至少也是對一些高度類似的思想演變的反復觀察。雖然對一個生活在單一國家的人來說，這種經驗是不易獲取的，但如果有人因為某些原因，長期在不同國家之間輪流居住，則有可能獲取到這種經驗。盡管，大多數文明國家的思想所受到的影響和發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似的，但它們未必是在同一時間、或是以同等速度進行的。因此，一個人若從一個國家搬去另一個國家，有時就會重復經歷類似的思想發展階段，這時候他的感覺就會變得非常敏銳。當他又一次聽到他在20年前或25年前就已經接觸過的意見或主張時，這些意見和主張就具有了新的意義，構成了一些趨勢和徵兆。而這其中所預示出事物的發展變化，即便不是必然的，至少也可能會經歷類似的過程。

* * *

現在得說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我們可能會重蹈德國的覆轍。當然，這種危險並非迫在眉睫，而且，英國和美國的情況跟德國近年來看到的仍然相去甚遠，以至於很難相信我們都在朝著同一個方向前進。不過，路程雖然遙遠，但這卻是一條越往前走越難回頭的路。如果說，從長遠看我們掌握著自己的命運，但眼下我們卻被自己創造出的想法束縛住了。我們只有及時認清危險，才有希望化險為夷。

本次大戰中，英美兩國與希特勒掌權的德國並沒有什麼相似之處，但是研究思想變化的人一定會看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戰後，德國與目前各民主國家之間的思潮，可不只是存在著表面的雷同。在民主國家中也存在著一種同樣的堅持——要繼續進行創造和建設，就得沿用最初為國防目的而建立起來的國家組織。這些國家同樣蔑視19世紀的自由主義，同為偽裝的「現實主義」甚至犬儒主義，同樣宿命論地接受了「不可避免的趨勢」。並且，在我們這里有數目龐大、咄咄逼人的改革家們，他們要求我們從本次戰爭中吸取到的教訓，十有八九都是德國人在上次戰爭中取得過的，而正是這些教訓助長了納粹制度的產生。本書接下來將有機會表明，在未來15到20年內，我們可能還會在一大批其他問題上步入德國的後塵。雖然誰都不喜歡被別人這樣提醒，但我還是要說明一下：近些年來，瑞典是進步人士們所關注國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可是正如瑞典一樣，離上次戰爭結束還沒多少年，這里的進步派就開始把德國的社會主義政策奉為金科玉律，並普遍效法。那些記性更好的人都知道，在上次世界大戰之前，至少有一個世代那麼久，德國的思想與德國的實踐曾多麼深刻地影響了英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美國的理念和政策。

作者自成年後，大約一半的時間都是在故鄉奧地利度過的，因此與德國的精神生活有著密切的接觸；另一半時間則是在美國和英國度過。在後一時期中，他越來越相信，有一些曾在德國扼殺了自由的危險勢力，如今也在美國和英國作祟，而對於此種危險的性質和根源，這些地方的了解可能比德國還要少。在德國，那些懷著良好願望的人，那些在民主國家也受到尊敬且被奉為楷模的人，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人，即便說他們沒有親手創造那些令人厭惡的危險勢力，他們也為這些勢力鋪平了道路，而這還並未被人們意識到，真是可悲。我們能否防止相似的命運，全看我們是否能正視危險，以及是否有決心去修正危險背後的根源 ，哪怕這根源正是我們最寶貴的希望與追求。然而現在還很難看出來，我們是否有勇氣向自己坦誠可能犯過的錯誤。還很少有人願意承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並不是對前一時期社會主義趨勢的反叛，而是那些趨勢的必然結果。大多數人還是不願如此去想，對於共產主義俄國和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哪怕其內部制度中有許多令人討厭的相似特點，而且已被人們廣泛承認之時，也還是如此。結果，人們自以為跟納粹主義的荒謬絕倫有著天壤之別，真心誠意地憎恨著納粹的一切，並努力實現著所謂的理想，可這些理想一旦實現起來，就會導致恐怖的暴政。

* * *

當然，把不同國家的各種發展情況相提並論並不可信，但我的論證主要不是依據這些對比來的。自然，我也不並不認為這些發展趨勢是無法避免的，如果真是無法避免的話，也就不必寫這本書了。假如人們能及時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引發的後果，就可以避免這些不好的發展趨勢了。雖然就目前而言，讓人們正視危機的嘗試中鮮少有成功的案例，但時機已然成熟，是時候對整個問題進行比較充分的討論了。這不僅是因為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已經更廣泛地為人所知，此外還有很多其他的特殊理由，讓我們在這個關頭非正視這些問題不可。

也許有人會說，現在不適合提出此類問題，因為這會讓彼此產生對立意見。但我們所談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個一黨派性問題，我們所討論的也與各政黨之爭無關。有些群體可能比其他群體更追求社會主義，或者有些人是出於對其利益考量而追求社會主義，另一些人則是為了另一個集團的利益考量，但這些都並不影響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重點在於，如果我們要找出一些人來，而這些人的意見是能對今後的發展產生影響的，那麼在當今民主國家里，這些人在某種程度上其實都是社會主義者。如果說標榜「我們都成了社會主義者」已不再時興，那也只是因為事實已經再明顯不過了——幾乎沒人懷疑我們必須繼續走向社會主義，而試圖改變這種方向的人中，大多數也只不過是為了某個階層或某個集團的利益。

正因為每個人都追求它，我們才走上了這條道路。並沒有什麼客觀事實迫使我們選擇它。後面我們有必要來談談所謂「計劃」的不可避免性。現在主要問題是，這場運動會把我們引向何處？對這當前場運動深信不疑，並且極力煽動著的人們，如果他們開始接觸那些事實，那些還很少為人所理解的事實，他們就有可能因恐懼而退縮，放棄追求半世紀以來吸引了那麼多有志之士的理想。我們這一代的共同信念將把我們引向何處，並不是哪一個黨的問題，而是對我們每個人都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追隨一些崇高的理想，自發地為創造共同的未來而努力，而實際上，我們不知不覺間創造出的結果，竟然與我們的奮鬥目標正好相反，還有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對於那些已經建成的國家社會主義勢力，我們現在應該努力認真地了解它們，之所以這麼做，還有一個更加迫切的理由：這能讓我們了解我們與敵人之間的利害關系。不可否認，對於我們所為之奮鬥的崇高理想，我們至今還沒有多少認識。我們知道，我們是在為自由而戰，藉此來按照我們自己的想法來塑造自己的生活。這很有分量，但還不夠。敵人將宣傳作為其主要武器之一，這種宣傳不只是明目張膽，也會有微妙的形式，而僅僅給我們堅定的信念，是不足以抵抗這類敵人的。無論是在敵人所控制的國家，還是在其他地方的人民中，當我們必須去擊退這種宣傳時，這仍然顯得不夠，因為這種宣傳效果不會隨著軸心國的失敗而消失。如果我們要向其他國家表明，我們所爭取的東西值得他們的支持，這也不足夠，這還不足以指導我們建立一個新的世界，使我們免受舊世界的那些危險。

民主國家在戰前跟獨裁者打交道時，無論是在宣傳方面，還是在討論他們的戰爭目標時，都表現出一種內在的不安全感和對目標的不確定性，這是個可悲的事實。這種情況只能用他們認知的混亂來解釋，不管是對他們自己的理想的認知，還是對與敵人之間性質差異的認知，都是混亂的。我們之所以被誤導，不僅是因為，敵人在宣揚那些與我們相同的信念時，我們拒絕相信他們是真誠的；還因為，在敵人宣揚某些其他主張時，我們相信他們足夠真誠。左翼政黨不是和右翼政黨一樣被騙了嗎？因為他們相信國家社會主義政黨會為資本家服務，而且會反對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有多少希特勒體制中特點，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推薦給我們來模仿的呢？而我們卻不知道，它們其實是那個體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我們希望維護的自由社會並不相容。從戰前到現在，我們因不了解對手而犯的錯誤，數量多到令人震驚。看起來就像是我們沒有這個意願，去了解集權主義到底怎麼產生和發展的，似乎那麼一來，我們決心要守護的美夢就會毀於一旦。

德國人是受思想的支配而行動的，如果我們不了解其思想的性質和發展，跟他們打交道就永遠不會成功。那個一再被提出的理論認為，德國人生來就是邪惡的。這根本站不住腳，即便對那些堅持此種主張的人來說，也未必全然相信。它侮辱了一系列的英國思想家，他們在過去100年里欣然接受了德國思想中最好的東西，而且不限於此。它還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80年前，當穆勒（John Stuart Mill）撰寫他的偉大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時，他從歌德（Gothe）和洪寶（Wilhelm von Humboldt）這兩個德國人身上吸取的靈感，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它還忘記了這個事實，卡萊爾（Thomas Carlyle）和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是民族社會主義中兩位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先驅，他們一個是蘇格蘭人，一個是英國人。德國種族主義中是有一些最糟糕的特點，但對於以此來堅持前文觀點的人，就顯得淺薄粗魯而令人羞恥了。

問題不在於為什麼這樣的德國人是邪惡的，從先天層面講，他們也許並不比別的民族壞多少。問題在於，得弄清過去70年中，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孕育出了這麼一套特定的思想，使其能逐漸發展起來並取得最終勝利，以及，為什麼這種勝利終將使其中最邪惡的分子掌控了一切。若是僅僅憎恨著德國人的一切，而非憎恨支配德國人的特定思想，則會讓那些滿足於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脅，這將十分危險。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態度往往不過是一種逃避主義，究其原因，一是不願認識那些德國以外的思想傾向，二是不願重新審視、並適時放棄那些從德國接受過來的信念，我們如今仍像德國人一樣沉迷於這些信念。有人認為，是德國人特有的邪惡才產生了納粹制度，這種說法更加危險，因為它很可能倒果為因，成為一種藉口，強迫我們接受產生出這種邪惡的制度。

* * *

本書中對德國和義大利發展過程所作出的解釋，與大多數國外觀察家、以及大多數來自這些國家的流亡者的說法有很大不同。假如說本書的解釋是正確的，那也就說明了，為什麼像大多數流亡者和英美報紙的外國記者一樣，這些持有當今流行的社會主義觀點的人，幾乎不可能正確地看待那些事件。一種膚淺而誤導性的看法認為，國家社會主義只不過是一種不良反應，而這種反應是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進步中，那些特權或利益受到威脅的人們所煽動的。這種看法很自然地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雖然這些人曾活躍一時，導致了國家社會主義發展的思想運動，但在其發展到某個階段時，由於與納粹的衝突，他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在數量上，他們是反納粹的重要力量，但這不過意味著，在更廣泛的層面上講，幾乎所有德國人都成了社會主義者，過去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已經被社會主義驅逐出去了。正如我們想表明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中的「左派」和「右派」之間存在的衝突，其實在敵對的社會主義派別之間是會常常發生的。如果這個解釋正確，那就意味著，許多流亡中的社會主義者，盡管心懷最美好的願望，但卻正在幫他們的移居國走上德國的老路。

我知道，德國流亡者中會有一些半法西斯觀點，雖然許多英國朋友偶然聽到時會感到震驚，但這些流亡者對社會主義的真誠信仰是毋庸置疑的。雖然這些觀察家們把這一點歸咎於他們的德國血統，但真正的原因在於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他們的經歷已經讓他們遠遠超出了英美社會主義者所達到的階段。

當然，普魯士傳統中的某些特點，確實讓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得到了極大的支持。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這種親緣關系，在德國雙方都引以為豪，這進一步支持了我們的主要論點。但是，如果認為產生極權主義的原因是特定的德國人，而非社會主義因素，那就錯了。國家社會主義之所以興起，是由於社會主義觀點的流行，而不是由於德國與義大利、俄國所共有的普魯士主義——並且，國家社會主義是從群眾中興起的，而不是從深受普魯士傳統的薰陶和青睞的階級中興起的。

—— 完 ——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