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按
本文發表於1969年，那時的戈登·帕斯克還在普萊斯和林特伍德的歡樂宮項目之中。帕斯克將建築空間視為一種「適應性結構」，並由此提出計算機系統控制的可動式建築。以帕斯克為代表的一部分控制論學者，致力於廣義的「自適應動態系統」的研究——這大抵是認知科學、神經生理學、計算機科學和機械控制的奇妙混合體，它與當時剛剛出現的人工智慧共享一部分知識，甚至有人認為控制論就是人工智慧的混沌雛形。
54後的今天，我們的認知剛好處於被人工智慧應用的沖擊之中。從2022年的Stable Disfusscion、Midjourney，再到今年初的chatGPT3。這些生成式AI展現了一種智能式定製化調用整合視覺和文本數據資源的方式。關於AI技術給創意產業帶來變革的討論貫穿始終。目前已經被判定為「即將消失」的職業包括但不限於「插畫師」「美術設定」「文案」等等。但是按照AI現階段的水平來看，它生成的內容很難直接作為成熟的商業成果應用，仍需要有經驗的從業者的深化，並且完成與產業內其他環節的合作與連接。
如此看來，建築設計作為一個高整合度的復雜分工，似乎很難被替代。但如果考慮到建築設計中經常以大量圖像作為階段性成果，那麼這些AI應用可以、甚至已經嵌入生產環節之中。這註定會淘汰建築設計中一部分以圖紙產出為主的細分工種。不只如此，在完全以經濟效益為導向的建築活動中（例如房地產業），當建築設計只能作為夾在成本-利潤中間、分類和組合建築風格片段的細分工種時，建築師就被縮減為他所掌握的建築素材庫，以及按照資本邏輯和成本標準對其進行排列組合的高級技工。這樣的「建築師」們被更穩定便宜的「智能風格手冊」所替代也只是遲早。
這是面對新問題時，建築設計的元語言（meta-language，指建築學）被其他更有效用的目的和邏輯所擠占的案例之一。站在歷史的角度上，或許可以像批評19世紀歐洲的學院派一樣，批評這部分建築師為「空間風格拼貼師」，但這對於每個處於產業生態和經濟鏈條中的個體從業者都是不公的。系統性的問題也無法依靠局部的內卷來解決
作為一名控制論學者，帕斯克站在了計算機技術革命與建築設計交叉的最前沿，試圖為後者構建新的元語言。他提出的系統化的二階設計思維，如今已經部分融入到了當今的設計教育之中，卻在實踐建築師的願景中依舊模糊。
這不奇怪，因為絕大多數建築師註定只能實現但無法決定建築「系統」的目的，即他只能控制設計的目標（一階），卻無權置喙設計目標的目的（二階）。除非，他掌控了全部的生產資料與生產環節。而這，就是關於另外幾個系統的問題了。
大目妖
2023年2月21日
戈登·帕斯克 Gordon Pask
1928年6月28日～1996年3月28日，英國控制論學者，教育家，互動藝術先驅，諾伯特·維納之後最重要的控制論學家之一。1960年代後一直活躍在科技、教育和藝術等領域。詳情可點擊跳轉「控制論的華麗公子、激進的對話者：戈登·帕斯克」
以下為正文部分，共約8000字
控制論的建築學關聯
The 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
戈登·帕斯克
1969年發表於Architectural Design, September issue No 7/6, John Wiley & Sons Ltd (London)
很容易認為控制論與建築學有關，正如它與其他許多專業的關系一樣——醫學、工程或法律。例如，PERT程式語言無疑是一種「控制論」技術，它通常被用於施工進度計劃。計算機輔助設計也是一種「控制論」方法，而且已經有幾個應用於建築的例子（例如，WSCC的規劃提案中，設計師使用圖形顯示來表示結構模塊在網格上的位置，並用計算機匯總了提案布局的成本結果）。在這些案例中，第一個案例（PERT程式語言）是控制論的一個有價值但相當淺顯的應用；第二個案例可能會對建築設計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它們都沒有顯示出控制論和建築學之間更深層的聯系。
如果讓問題停留在這個層面上，那麼建築師就會將手伸入控制論的魔術袋中，取出那些似乎合適的把戲。當然，這非常合理。但是控制論和建築學其實擁有一種更緊密的關聯；兩者共享一種相同的建築哲學，在這個意義上，斯塔福德·比爾已經證明它是運籌學的哲學。
該論點基於這樣的想法：建築師首先是系統設計師，在過去的100多年里，他們迫不得已地對發展、交流和控制的組織性（即非物質的）系統屬性生發興趣。隨機應變處理突如其來的設計問題，但一段時間以來，顯然需要一個基礎且統一的理論。控制論的抽象概念可以被解譯為建築學的術語（並在合適的時候等同於真實的建築系統），從而形成一種理論（建築控制論architectural cybernetics，或建築的控制論理論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architecture），就此而言，控制論是一門填補了這個空白的學科。[1]
歷史根源
Historical Roots [2]
在19世紀初或之前，「純」建築學（pure architecture）是作為一種來自建築藝術（the art of building）的抽象概念而存在的。它的准則基本上是觀察以下方面後得到的凝練表述：工地上勞作的建築工人，以及在不同時期和地點建造的建築。建築師在他們的學科中加入了些許工程實踐和歷史或審美感覺，並創造了具有穩固性和風格的新結構（譯註：此處的結構並非是指工程技術意義上建築結構，而是指由不同層面的要素構成的抽象整體）。總的來說，在「純」建築學中是依據上述准則來判斷這些結構的。
當然，即使在那時，建築師也被要求解決人的調節和容納的相關問題；並因此而設計系統。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任務相當有限。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正確應用純建築學的准則來解決。人造物（房屋、學院或劇院）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當嚴格的建築規范（例如指定可接受的整體-部分關系）以及社群或個人從業者的慣例決定的。從技術上講，有公認的溝通介質來傳達指示、指令和理念（風格手冊等）。此外，還有一種元語言，用於談論這些指示、指令和理念，並對它們進行比較、批評與評價（如穩固性或風格的陳述）。事實上，當做出闡釋時，元語言陳述的主體便形成了純建築學的理論。因此，即便建築師確實設計了系統，他們也不需要將自己視為系統設計師，而且證據也表明他們並未如此。[3]相反，建築師的專業形象是一位成熟的房屋、學院或劇院建造者。
在維多利亞時代，新技術的發展過於迅速，以至於無法被純建築學所吸收，由此提出的新問題，不再能通過應用純建築學的准則來解決，例如設計一個「火車站」或一個「大展廳」。要解決這些（在當時）離奇的問題，顯然需要將建築需求視為人類社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當然，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決，而且為此整合了新技術（布里斯托火車站、皇家植物園熱帶館、水晶宮）。就我個人而言，這些解決方案非常漂亮。[4] 然而，它們是個別且獨特的解決方案，因為在新的語境中無法進行普遍性與批判性的討論。
讓我們弄清這點。顯然，有大量關於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魯內爾（Isambard Kingdom Brunel，1806-1859，主持設計布里斯托火車站）、德西莫斯·伯頓（Decimus Burton，1800-1881，主持設計英國皇家植物園熱帶館）和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1803-1865，首屆世博會水晶宮設計者）對玻璃和鐵藝的使用，以及技術和美學的討論。但似乎沒有人意識到這些「結構」在那個時代的建築潛力方面的全部意義，即作為系統設計的範例。原因相當明顯：雖然19世紀初的純建築學有一種元語言，然而這是一種阻礙創新的限制性語言，新的（增強的）建築學尚未發展出它的語言。另一種說法是，新建築學沒有理論。[5]
建築學的子理論
Architectural Sub-Theories
取代了統一理論的是處理該領域個別方面的子理論；例如，材料理論、對稱性理論、關於人類承諾和責任的理論、工藝理論等等。但（不妨說）這些子理論在19世紀後期都或多或少地獨立發展。
很自然地，每種子理論都促進了某類建築物或某種關於社會-建築的信條；例如未來主義。然而，最有趣的一點是，許多子理論都是以「系統」為導向的；盡管它們預見到了這個詞的發明，但從雛形的意義上說，它們是「控制論」理論，而且它們背後的思想對控制論作為一門形式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寶貴的貢獻。
建築功能主義和共生主義
Archite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Mutualism
一個結構的存在主要是為了執行某些功能，例如為其居住者提供住所或服務。在這個層面上，「功能性」建築與「裝飾性」建築形成對比；前者是一種樸素的結構，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不過，功能主義的概念可以在人文主義的方向上得到有益的完善。畢竟，這些功能是為人類或人類社會而運行的。因此不能簡單孤立地看待一座建築，它只有作為一個人類環境才有意義。它不斷地與其居民互動，一方面為他們服務，另一方面控制他們的行為。換句話說，結構作為包含人類組成部分的更大系統的一部分是有意義的，建築師則主要關注這些更大的系統；它們（不僅是磚和灰泥部分）是建築師設計的內容。我將這個概念稱為建築的「共生主義」（mutualism），意思是結構與人或社會之間的共生主義。
功能主義和共生主義的一個結果是將重點轉移到結構的形式（而非材料構成）上；材料和方法在設計過程後期才會突顯。另一個結果是，建築師被要求設計動態的而非靜態的實體。很顯然，系統中人的部分是動態的。但同樣真實的是（盡管不那麼明顯），結構部分必須被想像為可以不斷地調節其人類居住者。
建築整體主義
Architectural Holism
一旦接受了功能/共生關系假設的最初版本，那麼任何單一系統的完整性都值得懷疑。大多數人類的/結構的系統都依賴於其他系統，它們通過人類的組成部分相互聯系。根據假設，一些組織的整體不能被有意義地分解成幾部分。整體主義有幾種類型：
a.一座從功能上被解釋的建築只能在一座城市的語境中被有效考量（要注意的是，城市也是從功能上解釋的，因此，它是一個動態的實體）。
b.一個（從功能上被解釋的）結構，無論是建築還是整座城市，只有在其時間上的延伸，即它的生長和發展的情況下才能被有意義地構想出來。
c.一個（從功能上被解釋的）結構作為一個意圖的一部分而存在，即作為一個規劃的一個產物。
d.如果人應該意識到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假設的信條），那麼建築應該與這些環境結合或產生於其中（賴特的有機論）。
這是a、b和c的一個推論，即城市的結構不僅僅是社會的外殼。相反，它的結構作為一個符號控製程序，等同於那些已知的調節不同部落行為的儀式約束，它使行為保持穩定而非產生分歧。因此，建築師對建立習俗並形塑傳統的發展負有責任（這一觀點只是將建築控制其居住者的想法提升到了更高的組織水平）。
建築中的演化思想
Evolutionary Ideas in Architecture
系統，尤其是城市的生長和發展以及通常說的演化。這個概念顯然取決於功能主義/共生主義的假設（如果沒有這個假設，就很難看出系統本身在什麼意義上生長），盡管這種關聯性常常未被說明。演化觀點的一個直接的實際後果就是，如果建築設計的生長是健康的而非癌變的，那麼它們就應該有演化的規則。換言之，一個負責的建築師必須關注演化屬性；他不能只是站在一旁，將演化視作發生在他的結構上的事物來觀察。演化論與c型的整體主義密切相關，但它是c型的一個謹慎的特殊版本，體現在日本建築師的工作之中。（譯註：此處指新陳代謝派Metabolism，是1960年左右由楨文彥、菊竹清訓、黑川紀章等日本建築師形成的建築創作團體。主張採用新的建築技術，並從有機體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待建築和城市，認為其是動態的，具有生長、變化和衰亡的階段）
建築中的符號環境
Symbolic Environments in Architecture
人類的許多活動都具有符號性。人類使用視覺、語言或觸覺的符號與他周圍的環境「對話」。這些符號包括其他人、信息系統（如圖書館、計算機或藝術作品），當然還有他們周圍的結構。
建築一直被歸類為藝術作品。而最新的子理論是，結構可以被設計（也可以憑直覺了解），以促進有效且令人愉悅的對話。這種思維方式在文學藝術形式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特別是超現實主義，它取決於一個主題矩陣中釋放器（releasers）和超常刺激（supernormal stimuli，喚起內在的情感反應）的多樣性（新穎性）的並置。在建築層面，這種類型的設計出現在一些新藝術運動的植物超現實主義中。它在高迪的作品中成熟，特別是古埃爾公園（Parque Guell），在符號性的層面上，它是現存的最具控制論性的結構之一。當你探索這里時，聲明（statement）是以釋放器的方式做出的，你的探索被特別設計的反饋所引導，並在適當的地方引入了多樣性（驚喜值）以促使你探索。
有趣的是，高迪的作品經常與功能主義形成對比。不過從系統的角度來看，它是純粹而簡單的功能主義，它的目的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符號和信息需求。[6]
建築生產的機制
The Machinery of Architectural Production
正如一座從功能上被解釋的建築構成了一個系統一樣，該建築的建造也是一個系統。19世紀發展出的新技術和生產設施的普遍機械化，導致了與形式實現有關的子理論（最重要的圍繞著包浩斯產生），這些反過來限制了能夠產生的形式。
擴展的任務
The Widening Brief
以上這些的結果本質上是控制論的子理論發展，許多建築師想要設計系統，但總的來說，他們被期望設計建築物。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事實（非常合理）。盡管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建築師的任務卻在不斷擴展。
這是由於一系列沒有傳統解決方案的問題（與航空航天發展、工業、研究、娛樂、海洋利用等有關的結構）。在這里，建築師的處境與他們維多利亞時代的前輩被要求建造一個火車站時的處境基本相同。不過在某種程度上，由於客戶和公共贊助者更普遍地採用系統導向的思維方式，約束已然放鬆了。如今，即使對傳統項目而言，更早地介入設計過程也是合理的。例如，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來設計（或至少是規劃），並為其演化做准備，是很常見的。一所大學不需要被構想為一組圍繞著中庭的建築物，配有宿舍和講堂。在某些情況下，教育系統可以在空間上散布，而不是局限在某一區域。
不論如何，建築師都要被積極地鼓勵預測趨勢，如預見教育技術的發展，並為其對任何結構的影響做好准備。因此，建築師經常參與到一個高等教育系統的籌劃之中，不論它是否被稱為大學。瓊·林特伍德（Joan Littlewood）和塞德里克·普萊斯（Cedric Price）的「歡樂宮」（Fun Palace）項目是娛樂領域中該類型的早期項目，而且從展陳設計到工廠建築等領域都不難找到例子。（了解歡樂宮項目可點擊「歡樂宮 Fun Palace：未竟的賽博建築，一個關於改善低生活的社會裝置」）
我想明確的一點是，如今有一種對系統導向思維的需求，而在過去，人們對它只是多少有點深奧難懂的渴望。正因為這種需求，所以值得將孤立的子理論集合起來，從它們的共有構成部分之中形成一種普遍原理。正如我們已經論證過的，這些共有部分是控制、交流和系統的概念。因此，這個普遍原理不外乎是將抽象的控制論闡釋為一種整體的建築理論。
如果說必要的解釋和整合已經完成，那還為時過早。但許多人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這里僅列舉那些與我有個人聯系的人：克里斯多福·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36～2022，建築師，致力於從邏輯結合並系統化建築的各個方面）、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1943年，計算機科學家，1968年創立建築機器小組，1980年更名為麻省理工大學媒體實驗室）、許多來自倫敦AA建築學院和紐卡斯爾大學的學生和畢業生。
新理論的現狀
Status of the New Theory
與19世紀的純建築學一樣，控制論為批判性討論提供了一種元語言。但控制論不僅僅是「純」建築學的延伸。正如我們之前所指出的，純建築學是描述性的（建築物和方法的分類）和規定性的（如計劃的准備），但它很少預測或解釋。相比之下，控制論具有可觀的預測能力。[7] 例如，城市發展可以被模擬成一個自組織系統（「建築中的演化思想」的正式表述），在這些層面，有可能預測一座城市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是混亂的或有序分化的。即使預測的必要數據難以獲得，但我們至少可以提出並測試一個合理的假設。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那些不是主要關於時間的預測；例如，預測空間和規范的約束對一個（從功能上被解釋的）結構穩定性的影響。
控制論也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因為人工智慧電腦程式有可能模仿建築設計的某些方面[8]（順便一提，倘若程序能夠了解建築師並向其學習，而且以建築師的語言實驗的話——即通過考察計劃、材料規格、提煉客戶意見等）。這類程序顯然是有價值的。它們是設計的潛在輔助工具；作為開篇提到的工具類程序的智能擴展。此外，它們提供了一種將建造系統（機械生產）與持續進行的設計過程相結合的方法，因為很容易在模擬中的一個特殊部分上體現當前技術的限制。然而，我認為這些程序在證明何為我們的建築理論知識方面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只要程序能被寫出來，控制論理論就具有解釋力。
一些推測
Speculations
在建築控制論的指導下，似乎至少有五個領域可能會取得快速進展：
我自己也沿著這些路線做過實驗[9]，但布羅迪（Brodey）和他的小組在環境生態學實驗室的工作是一個規模更大的項目。計算機控制環境材料（environmental materials）的視覺和觸覺特性（這些材料有足夠的多樣性，可用於大多數建築用途），是對正在進行的事情的寬泛陳述。這些材料包括傳感器，至於是觸覺還是視覺則視情況而定，它們在幾個通用層次上向計算機返回信息。在無人居住的情況下，反饋會導向與特定預編程不變量相關的穩定狀態（例如，一個材料主體應保持機械穩定並占用一個規定值）；而關於搜索過程，材料會主動尋找與它接觸的人的跡象。如果環境中存在一個人類，計算機、材料和其他所有，就會與人類進行對話，並能在相當大的范圍內學習和適應他的行為模式。因此，在一種意義上，反應性環境是一個控制器，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它又被其居住者所控制。
一個簡單的控制論設計範式
A Simple Cybernetic Design Paradigm
在一個反應性和適應性的環境中，建築設計是在幾個相互依存的階段中進行的：
當然，這種模式適用於在相當短的時間間隔內（幾分鍾或幾小時）進行調整的系統。相比之下，像「歡樂宮」系統這樣的項目，其適應時間間隔要長得多（例如，提案中提到的每8小時或每星期一個周期）。根據時間的限制和所需的靈活程度，使用計算機或多或少是方便的（例如，星期的周期通過靈活的辦公程序編程會更經濟）。但涉及的原則完全相同。
城市規劃通常延續數年或數十年的時間段，按照目前的構想，規劃是相當不靈活的。然而，上面提出的論點表明，它也可以是靈活的，城市發展也許可以有效地由一個類似於反應性環境對話的過程來管理（與居住者的物理接觸讓位於對他們的偏好和傾向的認知；一種對環境計算機器的不靈活計劃）。倘若如此，那麼相同的設計範式也是適用的，因為在目前為止考量的所有案例中，主要的決定都是系統性的，也就是說，它們實際上是對控製程序的描述與修改。這種普遍性是控制論方法的典型特徵。
最後一個動作將會顯示出控制論的意味。讓我們把設計範式轉向其自身；將其應用於設計師和他所設計的系統之間的互動之上，而非系統與其居住者之間的互動。設計者將計算機當作自己的助手，在這種的情況下這幅手套幾乎是完美的。換句話說，當「控制器/被控制的實體」（controller / controlled entity）這對混合詞被「設計者/被設計的系統」或「系統環境/居住者」或「城市規劃/城市」所取代時，其中的關系將被保留。但是請注意其中的引起錯覺之處：設計者控制著控制系統的建造，因此設計是對控制的控制，也就是說，設計者的工作與他設計的系統基本相同，不過他在組織層級中的更高層次上運轉。
此外，設計目標幾乎總是不明確的，而「控制器」也不再是這個純技術名詞通常使人聯想到的獨裁裝置。相反，控制器是一種催化劑、支柱、儲存器和仲裁器的奇怪混合物。我相信，這些都是設計師應該在他的工作中發揮的作用（當他在專業上扮演控制器的角色時），同時他也應該將這些品質置入他所設計的系統之中（控制系統）。[10]
注釋
[1] 相似的觀點也適用於工程學，因為工程師像建築師一樣，建造了人工製品。當然，有些工程師會使用控制論。但這種要求在工程中並不普遍；控制論的影響也沒那麼大，因為在控制論作為大膽的創新概念出現之前，已經存在一套值得信賴的、預測性和解釋性的工程理論了。此外，雖然所有建築師設計的系統都與人類和社會密切互動，但大多數工程師（有明顯的例外）並未強制如此。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主要難點，這只有通過控制論思維才能克服。
[2] 對歷史起源的選擇多少有些武斷，這取決於作者想要強調的重點。例如，專注於形式邏輯的亞歷山大把控制論的概念基本上追溯到洛多里和勞吉爾（Marc-Antoine Laugier和Carlo Lodoli，18世紀新古典主義的首批理論家）。在本文中，我急於追索控制論思想的實用性發展，並樂見它們在現代建築史上的出現。
[3] 有兩類重要的例外情況：(i)天才建築師，他們具有廣闊的視野，促使他們以系統和跨學科的方式看待事物。他們一直都層出不窮。例如克里斯多福·倫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英國建築師，1632-1723曾主持設計倫敦聖保羅大教堂）和約翰·索恩爵士（Sir John Soane，英國建築師，1753-1837，曾主持設計英格蘭銀行）。(ii)像約翰·納什（John Nash，1752-1835，英國建築師，攝政時期倫敦的主要規劃者）這樣的人，他的才能在於將城市發展構想為一個功能和審美的整體。但是，在19世紀初的信條中，這些人可能是「有遠見的組織者」，而非「建築師」。
[4] 我選擇這些例子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它們在教科書中廣為人知，但主要是因為它們的系統性和向居住者傳達設計者目的的方式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兩座建築仍然存在（除水晶宮之外）。我剛好想起了水晶宮。即使是在其庸俗化身中，它也是一個了不起的結構。由於它是最早的預制建築之一，因此也算得上是工程層面上的系統設計作品。
[5] 缺少適當的元語言並不是唯一的因素。正如尼古拉斯·佩夫斯納（Nikolaus Pevsner，德裔英國美術史家，1951-1974年間曾編纂46卷本《英國建築》）所指出的，工程師和藝術家們追求不同的發展路線，兩者或多或少地相互衝突，這多少說明了建築的一些特異性。然而，如果存在一種元語言，那麼本世紀的綜合建築就能更早實現。
[6] 顯然，從其他方面來看，居住在其中是令人不適的。
[7] 控制論對建築學的影響相當大，單純因為該理論確實比純建築學有更強的預測力。例如，控制論對改變生物化學形態的作用相對較小，因為盡管這些概念與從酶組織到分子生物學的一切都有聯系，但生物化學學科已經有了自己的預測和解釋理論。我在注釋1中就工程學提出了同樣的觀點。
[8] 盡管還有其他案例，但這里我主要指的是尼葛洛龐帝小組的工作。
[9] 例如，「運動的對話」裝置討論會和Musicolour系統，A Comment, A Case History and a Plan in Computer Art，Jasia Reichardt編
[10] 本文中提出的控制論概念在以下出版物中討論過：《An Approach to Cybernetics》，Hutchinson（倫敦）出版，1961年（1968年平裝本）；《Prospect》的 「My Predictions for 1984」，《The Schweppes Book of the New Generation》，Hutchinson（倫敦），1962年。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