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節（瓦剌，從被征服者到征服者 （上））我們講到斡亦刺惕人是如何成為首批被納入蒙古帝國的臣民。自此，他們淪為這個龐大戰爭機器中的一環。盡管要為大汗貢獻寶貴的牛羊與人口，但斡亦刺惕人也因此在大蒙古帝國內獲得了一席之地。而如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政權一樣，蒙古帝國絕不是一個扁平、單一的政治體，其內部的權力鬥爭波譎雲詭。斡亦刺惕人自然也會為自身的利益而參與到蒙古內部的傾軋中去。然而隨著這個龐大帝國的消亡，斡亦刺惕——或者用史書中一個更加令人膽寒的名字——瓦剌，將接過蒙古的權柄一統破碎的草原，將戰爭的矛頭重新對准中原的漢人皇帝。
蒙元時期的斡亦刺惕人
大蒙古帝國（暫且使用這個概念）由黃金家族統治。被選出的大汗無不出自成吉思汗的血脈，由他四個兒子所發展出的四大家族：術赤家、察合台家、窩闊台家與拖雷家，是大蒙古帝國的主要統治家族。而拱衛著這四大家族的是成吉思汗所分封的他最為信任的蒙古功臣們，這些蒙古貴族構成蒙古帝國的核心統治集團。
然而，這麼一小撮人要治理如此龐大的疆土是絕無可能的，他們倚靠的是更加龐大來自各個地區的地方精英，他們在汗權的陰影下繼續保有被征服之前尊貴的頭銜，但作為交換，這些地方掌權者都要為蒙古帝國的利益奉上不同程度的服務，有幸者還能因汗的厚愛而進入宮廷的權力圈子。
即便如此，算上這些統治的中間人，其臣民數量也是過於龐大了。蒙古統治者們面臨的是空前絕後的統治難題，我們可以想像，如此遼闊的疆域該如何傳遞情報和政令，如此多元的文化該實行怎樣的政策才算公正，如何收稅，如何調配資源，如何平衡蒙古人與其他地方精英的利益所得，這些都是蒙古人需要解決的難題。當然，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統治藝術的淬煉，它意味著動員、征調、命令和後勤，但戰爭的復雜性比起治理國家本身來說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不過蒙古帝國的崩潰速度並沒有想像中那樣迅速。一般認為蒙古政權的國祚延續「極短」，例如，元朝只持續了不到一百年（1271-1368），但其在中原的政治存在早在1234年金朝滅亡時就開始了，蒙古人給中國帶來的各方面的影響則遠比我們想像的更加深遠，這一點將在下篇文章被談到，即明帝國是如何在潛移默化中繼承了蒙古帝國的內亞性遺產（Legacy）的。
總之，此起彼伏的叛亂證明了統治中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在一個漢人占絕大多數的土地上，其上的百姓和士紳對這些儒家話語中的「蠻夷」中抱有一種深刻的芥蒂，這種不認同動搖著帝國的合法性。更何況，蒙古朝廷對於中國官僚機器的駕馭絕不能稱得上熟練，其始終搖擺於草原與漢地之間的意識形態也造成了統治合法性的裂隙。而除了草原與漢地，大都的皇帝們還要心繫吐蕃高原、中亞、朝鮮乃至東南亞的經略，這是一個過於龐大的帝國。
成吉思汗的子孫們也並未能像他希望的那樣保持團結。汗權在成吉思汗生前的授意下由窩闊台家把持，但隨著窩闊台家力量的式微，拖雷家長子蒙哥在術赤家長子拔都的支持下將汗權從窩闊台家奪走，為此爆發了血腥的權力鬥爭。而在蒙哥死後，拖雷家內部又一分為二，忽必烈及其弟阿不里哥展開角逐，據有中原的忽必烈贏得了大汗之位，但他無法從實際上控制整個大蒙古帝國了，各個地方的蒙古諸國在漫長的時間里或接受了當地的文化，或陷入統治危機，三代人後，這些天各一方的黃金家族後裔之間早已貌合神離。出於篇幅的原因，本文的講述遠遠不能還原出復雜的歷史事實，汗權的鬥爭不只是家族間的鬥爭，它還牽扯到其他蒙古貴族、地方權貴乃至其他各方力量的利益所在，其中的脈絡復雜多變，汗權的更替不過是結果罷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斡亦刺惕人為蒙古戰爭機器的驅動貢獻著人力和物力。
按照已有的研究來看，斡亦刺惕人在被成吉思汗擊敗之初，社會復雜度並不高（「文明程度」一詞往往預設了一種以農耕定居為中心的進步主義宏大敘事，故這里並不採用）。13世紀以前，斡亦刺惕社會內部的貧富差距較小，具有血緣關系的人往往聚居在同一片區域，並且保有氏族會議、血親復仇、樸素的公有制等等。和其他非定居社會一樣，斡亦刺惕人靈活地依照需要分散、合並、移動，血緣越接近，則凝聚力越高。斡亦刺惕人並非鐵板一塊的「民族」，之所以被視為一個整體，很有可能源自蒙古統治者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和武斷的觀察，另一種可能則是來自後世的發明。實際上，未來改變「過去」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常常發生，因為將源頭簡化、整合、歸一，往往是創造認同感、凝聚力和民族神話本身的重要手段，任何一個民族都是如此。被囊括在「斡亦刺惕人」中的族群和人民究竟具體都有誰，今天幾乎無從追溯。但是，這批人的確在文化和血緣上相對接近，並且作為一個整體被統治者所認識。
而作為帝國的臣民，他們首先是作為軍事力量跟隨蒙古領袖東征西戰，這就造成了斡亦刺惕人的分散。例如，當時一部分人由忽都舍別乞的孫子不花帖木兒帶領，跟隨旭烈兀西征波斯；一部分在元廷供職或屬於元朝政府軍；還有一部分屬於阿里不哥和海都軍隊；而在葉尼塞河上游斡亦刺本土，又屬於拖雷系的領地，後成為元朝嶺北行省一部分。可以看到，這些斡亦刺惕人在帝國內四處流動，又被劃歸給不同的蒙古貴族，這恰恰印證了斡亦刺惕人並非一個具有很強凝聚力的「國家」或「民族」。而斡亦刺惕貴族們自身也在吸納著來自蒙古帝國內其他地域的人民，財富的積累也迅速加深內部的貧富差距和階層化，斡亦刺惕社會變得越來越復雜、龐大。
但是如同前面所述，盡管蒙古統治者驅使著斡亦刺惕人前往歐亞各地為他們的「天命」而戰，一個前現代的政權仍然無法徹底統治這些桀驁不馴的非定居人民。作為一股比較強大的力量，各方勢力都想拉攏斡亦刺惕人，以至於斡亦刺惕人因常常分屬於不同的陣營而互相攻伐，例如被忽必烈擊潰的阿里不哥（1261）、海都（1268）等人的軍隊中就有不少斡亦刺惕士兵，而斡亦刺惕人作為黃金家族的聯姻對象也參與到了蒙古各個汗國的統治圈子里，這里就不再枚舉。斡亦刺惕人為蒙古帝國立下汗馬功勞，靈活地在黃金家族的統治下參與到權力的遊戲當中，但他們從來不是主角，基於血緣的合法性始終是斡亦刺惕人無法跨越的區隔，但是當遊戲規則的制定者陷入困頓，斡亦刺惕人便自然而然地挑戰起他們過去宗主的權威。
蒙元的崩潰與瓦剌崛起
14世紀中葉，朱明政權將蒙元朝廷驅趕至內蒙古地區，盡管當時的東北、雲南等地還盤踞著一定數量的蒙元軍隊，但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明朝基本上肅清了大漠以南的蒙元勢力。在更為遙遠的中亞，河中地區的軍閥帖木兒也幾乎是同時推翻了蒙古的統治，建立起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蒙古勢力在歐亞大陸上普遍衰退、覆滅。
明朝的史書普遍將蒙古高原上的勢力劃分為三塊：韃靼、瓦剌和兀良哈三衛。其中韃靼也被稱為「東蒙古」，其統治者仍以黃金家族、蒙元汗權正統自居；瓦剌則繼承自元代所稱呼的斡亦刺惕人，也被稱呼為「西蒙古」；再就是靠近東北地區的兀良哈三衛，1389年，明廷於潢水（西喇木倫河、西遼河）以北，自潢山（興安嶺東支脈）至東金山（今懷德縣附近）之地，設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如同前面篇章所述，這類「少數民族」衛所更多是「名義上的統治」，並沒有直接統治之實。然而明朝這種「三足鼎立」式的認識，正始於14世紀末瓦剌與蒙古汗權的決裂。
正如之前所述，瓦剌實際上參與蒙古統治集團內部的爭鬥，當元朝廷喪失中原，瓦剌就成為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其話語權迅速被抬高，但總體上瓦剌仍然受黃金家族統治，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忽必烈後代額勒別克汗時代（1393-1399）。
據《蒙古源流》記載，即位後，好女色的額勒別克汗在瓦剌人浩海達裕（一說屬於綽羅斯家族）的唆使下，殺掉了他的弟弟哈兒忽出黑，以霸占美麗的弟媳鄂勒哲依圖。為了報復，鄂勒哲依圖挑唆額勒別克汗，以浩海達裕對自己施以非禮為由，將之殺死。此舉造成了瓦剌方面的不滿，知道此事為冤案的大汗為彌補自己的過失，將浩海達裕之子巴禿剌封為丞相（應該就是蒙元體系下的太師），「令主四衛拉特（即瓦剌）焉」。此舉顯然觸及到了當時瓦剌的實際統治者烏格齊哈什哈的利益。1399年，烏格齊哈什哈起兵殺死額勒別克汗。無論這一故事是否是真實的，它至少反映了，在蒙元北潰後蒙古統治集團的裂痕和汗權的羸弱。
額勒別克汗死後，阿里不哥後裔坤帖木兒在烏格齊哈什哈的扶持下於1400年即蒙古汗位，烏格齊哈什哈則實際上成為西蒙古的執牛耳者，開始歸攏西蒙古各部，重建瓦剌部落聯盟，正統世系出身的東蒙古諸貴族顯然不服。自此，蒙古史書常以「四十萬蒙古」來稱呼東蒙古，而稱瓦剌為「四萬衛拉特」；明朝則將東蒙古稱為「韃靼」或「北虜」，「瓦剌」不再被包括在內，算上所謂的「兀良哈三衛」，明人理解下的三分局面就此形成。
但烏格齊哈什哈的統治並不長久。在1402年，不服烏格齊哈什哈的西蒙古貴族又掀起政變，其結果之一就是坤帖木兒的死亡。與此同時，三個政治人物取代烏格齊哈什哈而分統瓦剌，他們就是綽羅斯家的馬哈木（與前面所述的巴禿剌應該是同一人）以及其他部族的首領太平和把禿孛羅。就在這短暫的空位期，以阿魯台為首的東蒙古貴族趁機擁立窩闊台後人鬼力赤為大汗，與瓦剌方面爭奪草原霸權。但與鬼力赤不和的阿魯台又於1408年弒君支持忽必烈後裔本雅失里為汗。
此階段的歷史記載可謂撲朔迷離，本文謹慎地試圖以一種合乎邏輯的方式復述這段混亂的歷史，但幾乎可以肯定有遺漏和謬誤之處，且史籍本身也不可能全然如實。這段記憶的模糊性恰恰說明了蒙古高原政治的復雜，有一點可以肯定，不論是瓦剌還是東蒙古，恐怕都尚沒有能力統一高原，各方處於頻繁易主的混戰時期瓦剌對東蒙古，瓦剌和東蒙古內部的權力鬥爭，汗權與各部軍閥的博弈……而剛剛登上皇位（1402）的明皇朱棣也很快加入了這場混亂的遊戲——早在奪權戰爭的過程中，朱棣就顯現其高超的政治手腕，靈活地利用兀良哈三衛打擊其競爭對手。對於蒙古勢力，朱棣軟硬兼施，在尚雄厚的經濟實力加持下，其政策相對積極、富有彈性。《明史》記載，1409年，東蒙古的「本雅失里（大汗）、阿魯台（太師）率眾侵瓦剌」。這次進攻被瓦剌方面挫敗。就在次年（1410），朱棣親率大軍北上，在斡難河畔再度擊潰了阿魯台與本雅失里率領的蒙古軍，使得東蒙古元氣大傷。
東西蒙古的勢力此消彼長，1412年，瓦剌方面頗有自信地擁立阿不里哥後裔答里巴為蒙古大汗，希冀扶持傀儡以完成其對蒙古高原的整合。這導致東西蒙古各有一汗，形成分庭抗禮的局面。表面上是兩汗之爭，實質上則是瓦剌與東蒙古兩方軍閥、權貴的對抗，昔日令人聞風喪膽的蒙古大汗早已淪為牽線木偶。就在瓦剌一路高歌猛進的情況下，明朝突然調轉矛頭，於1414年進攻勢頭洶涌的瓦剌，瓦剌大敗；緊接著，在1416年，東蒙古抓住時機反攻，瓦剌又一次遭受迎頭痛擊，這一回輪到瓦剌陷入困頓。
就這樣，明朝持續利用東西蒙古對抗的情勢，靈活地削弱著雙方，不使任何一方獨大，以強硬的軍事幹預維護其北部邊疆的安全。但這種以軍事行動為基礎的制衡戰略造成了龐然花銷，戰爭的開支主要由國內辛勞的農民負擔，「盛世」畢竟難以持久，政治強人亦然，一旦強勢的在位者去世，他那些偉大功績背後的血腥、齷齪和混亂，就會隨著權力的剝落而原形畢露，但當時的百姓或許會認為那是一個王朝強大的時代，這種幻覺將在瓦剌的鐵蹄下被踏得粉碎。
邁向戰爭
當明朝失去了極富魄力和能力的君主朱棣之時（1424），瓦剌則迎來一位野心勃勃的領袖，那就是綽羅斯·脫歡。他應該是馬哈木之子（馬哈木就是上文提到的巴禿剌），額勒伯克汗的外孫。馬哈木究竟是何時死去仍有不同說法，由於不同史籍所使用的名稱不同，且記述的事情也不同，又添加想像和傳說，使得本就稀少的歷史記載顯得更加迷離。不確定性始終是通向這些「無史之人」過去的層層迷障。但基本上可以確認，根據明朝的記載，脫歡繼承的是馬哈木的爵位，於1418年被明朝廷冊封為「順寧王」。
接受明朝廷的冊封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在中國傳統的世界觀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天子有權力冊封任何臣民，在其邏輯下，成為天子的臣民本身就是幸運的，如被冊封則更是光宗耀祖。但在實際運作中，冊封更像是一種政治儀式，不能簡單地認為，被冊封者心悅誠服地歸順冊封者，也不構成實質上的統治關系。很多情況下，被冊封者可能根本不知道「冊封」本身意味著什麼，甚至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被冊封了，而被單方面認為是成了中國的「臣屬」。朝廷也清楚這一行為的實質，它是禮儀性的、名義上的，但的確，通過這種冊封的行為，皇權的合法性實現了再生產（Reproduction）。當然，冊封往往也是政治結果的體現，也有很多情況被冊封者通過主動請求冊封來表達對中國優越性的體認，從中這些遙遠的統治者也獲得中國提供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要知道，中國的皇帝樂於犧牲一些利益以換取周邊政權的臣服。
脫歡起初對明朝擺出臣服的姿態，又因東蒙古強勢，明朝繼續其一貫的制衡戰略，出擊東蒙古，也即韃靼。經過三次大規模征討（1422、1423、1424），阿魯台為首的東蒙古已是虛弱不堪。同時，脫歡趁機在瓦剌內部兼並其他兩大非綽羅斯家的勢力——太平和把禿孛羅，結束了瓦剌內部自烏格齊哈什哈之後的三分局面，一家獨大。朱棣的死亡更是給予了脫歡良好的外部環境，明朝的對蒙政策自朱棣本人死後經歷保守轉向，不再積極參與草原戰爭。就這樣，脫歡得以在無外界干擾的情況下於1434年殺死東蒙古的霸主阿魯台，緊接著，脫歡聯合兀良哈三衛夾擊阿魯台扶持的大汗阿台汗，後者於1438年兵敗被殺。至此，混亂的草原上只剩下一個贏家挺立到了最後，那就是綽羅斯·脫歡。
即便如此，脫歡也沒能成功自立為汗，而是以太師的名義統治著蒙古高原。早在1433年，脫歡就擁立黃金家族後代脫脫不花為大汗，脫歡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脫脫不花。尊成吉思汗血脈為汗的政治傳統根深蒂固地影響著這片土地。但脫歡儼然統一了高原，在其佈局下，綽羅斯家統治下的瓦剌步入鼎盛時代。
1439年，在脫歡死後，其子也先嗣位。此時的瓦剌作為部落聯盟，吸納了草原上眾多的部族。一般認為瓦剌由四大部分組成，每一部分以一「衛拉特」為一單位，「衛拉特」是一個復合政治單位，內涵許多小部落，本文不打算列舉這四大「衛拉特」囊括哪些部族，蒙古方面的史料所記載的也不盡相同，但粗略地講，東西蒙古大部分部落都在其中。
關於其內部的制度，上下隸屬關系等，也一直是擺在學者面前的難題，很難去說清。作為一個非定居的部落聯盟，它並沒有像中國這樣的官僚體制，統治是相當動態的，人的流動亦然，所以妄求以「固定的制度和國家」這樣的觀念去想像遊牧帝國的運作是不完全符合歷史真實的。總而言之，與他的父親不同，也先接過的是已然統一的蒙古高原，因忠誠和恐懼而臣服的部眾，和一支久經沙場的大軍，一場更大的戰爭呼之欲出。
遊牧部族攻伐定居文明這一敘事往往是由定居文明所書寫的，遊牧民往往被視為野蠻的、道德水平低下的存在，《史記》所描繪的漢與匈奴之間的戰爭就建構出一種這樣的對抗性基調，以後這種故事不斷被復制、重述。對這種對抗關系的關注時常掩蓋了「雙方」互動的復雜和層次，這里的「雙方」被打上引號，就是因為參與互動的主體實際上是紛繁的，有民眾，有地方官僚，有中央政府，有不同的部落，也有不屬於任何一方的流動人群。互動發生的空間往往在邊疆，而邊疆往往處於統治的極限，生存在那里的人群幾乎不受到皇帝的管轄，所謂「天高皇帝遠」，比起為一個從未謀面的天子效忠，還是自身利益更為重要，這一點不管是對於誰都是一樣，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基於各自意願進行的商業交換恐怕才是更加常規的活動。
戰爭是一個需要社會動員、耗費巨大資源的行動，是朝廷強加於生活在邊疆人民身上的。盡管中原王朝的軍事行動的確在某些程度上發揮了保障生命財產安全的功能，其軍費追根溯源還是來自於百姓身上的苛捐雜稅。長城往往被視為是防禦外敵的，但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它也限制著定居人口向北方的流動。
瓦剌進攻明朝的原因同樣復雜，統治集團的野心、瓦剌對各類資源需求的增加以及長久以來明朝與蒙古之間的歷史仇恨等，都使得瓦剌自然而然地將矛頭對准明朝。但它本質上與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暴力有何本質區別，是可以商榷的。總之，在諸多原因下，瓦剌與明朝即將展開對決。
在攻伐明朝前，瓦剌大致向兩個方向經營其一是向西，即往今天的新疆、甘肅地區；其二是往東，即蒙古高原東部和東北地區。西域在當時盤踞著東察合台汗國，但其內部勢力交錯，紛繁復雜，夾在帖木兒帝國和瓦剌中間，汗國的統治力並不強。脫歡時期瓦剌就與其發生過戰爭，等到也先時期，瓦剌積極將其影響力拓展到了哈密和沙洲等地，綽羅斯家還與哈密地方統治者聯姻，與明朝爭搶其支持。在東方，瓦剌又通過和親、戰爭等手段迫使兀良哈三衛屈服，又遣使詔諭和威脅女真、朝鮮，其力量一度抵達至建州女真諸衛。明朝喪失著對於西北和東北諸衛的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瓦剌步步逼近。
明朝則收縮著其北部邊防，軍備不復永樂年間昌盛，國內的社會矛盾也愈發尖銳。這背後的原因也是復雜的，絕非宦官專權、政治腐敗就可以簡要概括，它更加是一種總體性的、結構性的衰退，反映著明王朝國家能力（或統治能力）的下降，它的一個重要表現即是邊防力量的減弱。西北、東北邊境的牽制力量（如哈密、兀良哈三衛、女真和朝鮮）在瓦剌的突破下瓦解， 「守在四夷」的戰略失效，這使得壓力直接落在了明朝的九邊上。再就是兵員數量和質量的削減，前近代國家幾乎沒有職業軍人，對於幅員遼闊的中國更是如此，士兵從來都是戰時為兵，平時務農，自己餵養自己，因為國家沒有那麼強大的稅收能力以維系一支常備軍。隨著時間的推移，兵丁便逐漸喪失戰鬥力，甚至逃跑，征調的兵額卻越來越少。簡而言之，國家能力的下降造成財政短缺（社會治安成本上升，吸納賦稅能力卻下降了），財政短缺則國防投資不足，進而導致信息傳遞、社會動員、軍隊戰鬥力和後勤供給全方面的下降。當時的王朝國家並沒有赤字和借錢一說，沒有現代金融，更不可能每年都實現經濟增長。這便是前現代國家的極限（此處所講，也僅是從國家能力一個維度講述）。
時間來到正統十三年（1448），在瓦剌數代人的苦心經略下，從蒙古高原到東北地區，已沒有能夠撼動其霸主地位的力量存在，面前僅剩下一個笨重、不復凌厲的明帝國，正疲於應對國內的叛亂和層出不窮的統治難題。根據明朝方面記載，是年十二月，也先照例與明朝展開朝貢貿易，最初規模不過數十人的使團增長到現在的兩千多人。為了展現天朝的仁慈和強大，回賜幾乎總是更為貴重。巨大的利潤是維系瓦剌與明朝間和平的脆弱支柱之一。但這一次，瓦剌至京貢馬，虛報使團共三千五百人，企圖冒領賞品，明朝按照實際人數給予。也先便藉口明朝使者曾來提親，這次所進馬匹即是定親之物，明廷此舉無異於失信、賴婚，侮辱了瓦刺使臣，還單方面減少了歲賜，於是在來年大舉進攻。
1449年，烽火連天，瓦剌兵分四路南侵也先親率大軍進攻山西大同；阿刺知院率部進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圍攻赤城；脫脫不花率所部及兀良哈諸衛進攻遼東；另一支進入甘肅。從甘肅到遼東，明朝的整個北疆都陷入到了戰火之中。
瓦剌軍隊所向披靡，朝野震動。根據明朝官方文獻記載，明英宗最終不顧百官反對，決意御駕親征，無論這一決策是如何形成的，台面之下誰是推手，想必明英宗心中必會出現二十多年前明成祖朱棣的雄武身影，二十歲出頭的他是否會感到恐懼，又是否會想以此壯舉證明自己是一個不愧於先祖的好皇帝？
龐大的軍隊在極短的時間內開拔，宦官王振在正史中被認為是大軍軍務的實際操縱者，無論這是否是推諉，這場出征都沒能再現成祖輝煌的戰功，迎接這個年輕帝王的，是歷史上最為慘烈的失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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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