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個人的侷限性，這次嘗試不可能盡善盡美。另外，由於不是衝著《德意志意識形態》這種體量與開創性而去的，也不太具備論戰屬性。在網際網路和手機成為基礎設施，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這個當口，對這個行業的生產機制與經濟結構有所認知，能夠對我們重塑生活機制、洞察特定立場的侷限性起到一定幫助。

撰寫時候並未斟酌用詞，某些表達可能相對拗口

背景知識

首先，這可行嗎？

意識形態分析與生產結構剖析，可能會受到現代的經濟學的揶揄。由於馬克思時代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已不再是基本的理論立足點，其中的經濟學態度通過古典自由主義中的理性人預設，在英美國家獲得廣泛政治實踐，成為市場秩序的指導原則；而另一分支，現代經濟學獲得一種價值無涉的物理學表象，這是其自然科學化嘗試的成果。

相對而言，在馬克思理論中所凝聚的經濟學，作為對英式政治經濟學的反動，並未獲得現代自然科學意義的發展，批判時仍具備政治經濟學的混成狀態，就如同埋葬昆蟲的琥珀，其本身已經脫離了昆蟲後代的演化歷程。所以，立足於現代經濟學的諸多經濟實踐的批判，因為時間相距較大，稍顯力不從心。

另一方面，在政治發展與歷史演進的過程中，由於諸多要素都已介入，且夾雜諸多的力量博弈，梳理出單一而明晰的經濟學脈絡，已經具備一定困難。同時，生產資料與階級分析對於新時代民眾而言，會出現多種身份並置的困難。對此進行分析，需要更新的數學工具的介入。

相對而言，計算機技術誕生的歷史仍然較短，即使按照最初計算機誕生的時間計算，至今仍不超過五十年，而作為民用的基礎設施的計算機工程實踐，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才逐漸擴大規模。較短的時間跨度，使得歷時性分析有了可行性。現階段的數位化的普及，逐漸成為大眾的生活模式，發展的各個階段都足夠完整，可以追溯從草創、高速發展到建制化、成熟化的整個流程。另外，由於計算機工程開發的勞動力密集性，仍然有一種手工業的氣質，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可以較順暢地嫁接到當下境況上。

但這也帶來了另一種困難，由於勞動力密集的工作性質，從事信息技術行業的人員，難以有充足的時間充分反思與學習理論。而理論研究者，往往缺乏一定的計算機知識，更多地進行編程技術的本體論研究，或者遊戲作品的文化理論研究，對於具體的生產模式缺乏足夠瞭解。

當然如果你有心查找，那就算在中文網際網路上，都有很多相關的介紹，但其中很多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論文，以及對開源運動的引介Blog網誌。另外一大困難在於，相關的Blog網誌並未使用索引，因此沒法使用搜尋引擎檢索得到。所以這次嘗試，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我的異想天開。

但優勢也在這里，我恰好在兩方面都有一定經歷，盡管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出眾。但正是這種視角的交叉性，使得分析可以兼具局內和局外的視角。希望通過這次嘗試，為兩端架設一座橋梁，我也期待更有能力與見識的人做更深入的探索。

一些概念

首先，如果你對軟體不很熟悉，那麼您可能年紀較大。軟體是一群人通過編製程序代碼，而後通過計算機，將代碼轉換成的產品。這種產品運行的環境也是計算機，這里的計算機可能是一台或多台，也可能是各種系統的安卓，蘋果，Windows、MacOS或Linux等。這與寫書有點類似，不同之處在於作者可以控制更多層次的細節，從筆畫、謀篇佈局到書本裝幀；而閱讀者也不是坐在什麼位置，攤開一本書，而是在運動、通勤或者其他時候使用它。

這提醒我們，程序代碼與軟體是兩種東西。使用軟體，就如同你拿起手機解鎖，這時候不需要知道所謂面部識別，或指紋識別是什麼。這種情況下，用戶是按照設計者所定義的環節來體驗的，不遵守這些准則的用戶，軟體就拒絕服務，比如帶水的手，或者閉眼的臉。這有時能帶來可信賴的體驗，比如蘋果的封閉系統；但更多時候，設計者會使用生理上無法拒絕的機制來支配你，你會買一些不想買的東西，看一些聳動標題的文章。

將代碼轉為程序，或者軟體，這是計算機的一大功能。另外，計算機也是軟體運行的重要平台。現階段手機的流行，使得後者得到空前的強調，但程序的誕生其實都需要人的介入，這群人就是程式設計師，他們是程序代碼的生產者。

而開源行動的「源」就是指原始碼，source code。Code，代碼，就是尚未餵進計算機的生成程序的，由程式設計師的頭腦落在計算機上的原始形式，它是軟體的理念形。而開源就是讓所有人都能看到軟體是如何做的，以及設計者是如何想的。另一種處理原始碼的態度叫做閉源，與開源相對，這種情況下的軟體是單獨提供的，軟體的原理和代碼對用戶不可見。

最早的軟體開發者，並沒有意識到閉源的商業潛力，在編寫完畢後經常隨軟體附送代碼。而一旦更多人擁有了電腦，那麼管理者就得造出來點人為的門檻。這時候，軟體公司也發現了智慧財產權的獲利能力，這玩意原來是可以賣錢的，甚至可以不賣卡帶或者機器了。

而從軟體中獲利的行為，訴諸的就是軟體的私有化。軟體的所有權被把控在機構或個人上，而且由於合作的強人工性，有點小手工業或手工業集約化的特色。將軟體所有權限定在某個區域內的法律手段，就是訴諸版權，或曰著作權（copyright）。

軟體為了通過自己開發獲利，需要聲明其著作權，在軟體上，多半採用軟體開發許可證，即software license，閉源軟體採用的基本是EULA（End-User-License-Agreement)。而對於自由軟體，或者開源軟體，他們把license當作反抗的工具，這在後面會詳細講，它伴隨著copyleft概念的提出。

聽到這，你可能認為，開源概念這時候就已經正式誕生了，但這其實是錯的。開源運動的前身是自由軟體運動，Free software，開源幾乎可以說是自由軟體的重生。而按照另一種說法，開源是對資本寡頭的妥協，甚至於說「開源就是為了商業化」。

那麼從自由軟體到開源運動，具體發生了什麼呢？

復雜性

這時候，回到開端來瞭解自由軟體，就顯得很必要。

雖然網絡信息一般都保存的很好，除去個人或其他因素所導致的損失，資料很容易得到，甚至刪去了仍然可以復原。而作為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者，程式設計師往往使用技術來闡述其效用結構的主張。與此同時，也使用文本來進行思維「工程」的嘗試。

但與此相對，雖然網際網路建設者的文本留存，自由軟體行動背後的意識形態的精神結構，以及伴生的政治經濟立場，相對而言並不清楚。這反映了程式設計師群體的多樣性，現階段立場的清晰性，往往是立場相近圈子擴大的後果。

同樣的，編程開發人員的表達與言論，呈現出一種交織的復雜性。一方面，有較強自由主義傾向，通過採用某種對抗性的技術機制，注重私人權益與反抗建制的，傾向於匿蹤和消隱。某種程度可以認為又偏向政治光譜右翼的傾向，立場上接近小布爾喬亞。

但落實到生產秩序下的參與者，嘗試匿蹤的個體，往往在網際網路大公司中任職。脫產的基礎設施建設者，已經成為久遠的神話。他們往往在一個大型機構接受分得的薪水，如果有所追求，可能在下班後從事自己的公益事業。而參與經濟利益分配的機制上，程式設計師占據社會的較高層級。這伴隨著對私產的堅持，透露一種對市場秩序的認可。因此，這種自由主義的源頭，更接近於生產秩序的經濟立場，而非天然的政治立場。

但，在開源運動與自由軟體的開端處，仍有其他色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網際網路逐漸民用，其活躍參與者，既是為了自己又是為了他人，這更接近一種原始共產主義的分享氛圍，私產在網際網路的基礎建設的過程中顯得可笑。是的，自由軟體一開始的氣質，與其說是編程人員的自我利益，倒不如說是一種共享意識。

所有人編制的軟體，作為勞動者能力的結晶，是可以被所有人所檢閱的。對於初期參與建設的極客來講，這就是他們世界的全部，而這個世界的所有資源都如同陽光、空氣與水一樣，所有人共創的世界，沒有人可以設置藩籬。

可以看出，經濟立場上，自由軟體也有極高的開放性與共產主義氣質。這其實是對於私權的再定義，全新的所謂私權，僅僅在於個體為這項事業所進行的准備，能夠創造更好世界的前提是充分瞭解這個世界。另外，他們是不認同版權，即copyright的。

當然兩條路徑的公共部分是很少爭議的，比如，反抗巨大官僚系統的支配、立場主張的網絡傳播，一定的空想性與無政府主義，強調人民的創造力與自發性。可以看到，全球化時代民間連絡的構建過程，與這些思想的傳播是高度相關的。盡管如此，這兩股力量更多時候，是相互衝突，形成張力的。

比如說，某種知識難度的志得意滿，是否再度塑造了一種有產無產之間的歧視結構？再或者，個人控制軟體，乃至知道全部技術細節，這種控制是一種對建制的自保，還是在行動上反抗產品的異化？這種照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劃分，對於重新設計的私權，是否還能起效？

而在自由軟體的內部，也出現了分歧。

分岔路

Free software –> libre software

|

+–> open source –> business usage

|

+ –> self or small-group usage

這事就是從自由軟體Free software這個詞匯上開始的。由於Free在英語中的含義兩者兼具，似乎涵蓋了上面的分歧。一方面代表著免於束縛的自由，即free speech的free，要注意，這里的自由，由於不認同私有產權，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是free beer，即開放任取，是開源運動的主要動機。

而面臨大企業的崛起與擠壓，兩種思想風格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最神奇的是，這兩者最終的命運，都走向了對面，免費與商業的結合是最緊密的，也與市場緊密勾連，開源社區有效率地承擔了大公司的技術外部性；免於限制的另一支，仍然在守望共享與分配的新秩序，盡管其自身逐漸喪失主導權。

以Richard Stallman代表的自由軟體組織，自由先於開放

面臨大公司崛起，他們更堅持原有的自由定義，希望撇開不清楚的免費啤酒的定義，以防止有大公司搭便車，他們不追求那種妥協的廣泛合作，理念的正統性與純潔性被放在第一位。Richard Stallman是這場運動的領導人，關於他的故事，我們後面再講。

這是使用技術壁壘，將經濟上的不自由以技術的自由取而代之，這種反轉，將個體的經濟所得利益拋棄，而猛力限制對產品的各種限制，本質上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分配秩序的。這是對資產階級所有權從根底上的改革，「所有」成為學習與理解的後果。

甚至可以講，這是一種資本主義所滋生的自敗力量，為的是更多地捍衛作為開發者個體的權益，以達致一種無政府氣質的社會理想，左翼自由主義甚或是社會主義的氣質濃厚。

但相對於更具體的社會主義實踐，其左翼立場仍然在西方政治光譜之內，即改造與精進的努力應當自願做出，激進程度有所衰減。

以Linus為代表的一系列具體實踐，開放先於自由

這一支的發展更加彭勃，這也是日後為人所知的開源的出處。實際上，我自己最先瞭解的也是這一支。包括Linux與相關套件，都架設在這個更為寬松開放的基礎上，在這里實現了軟體商業化與軟體開源化的結合。它可能是某種妥協，也可能是一種折衷。

這種實踐呈現出一種文化上的實用主義，打破了自由軟體宣稱不排斥商業而拒斥分配的態度，以更開放甚至共產態度來接近商業秩序。去政治化與意識形態化的操作降低了推廣的難度，例如Redhat所提供的系統服務已經打開了市場。當然，不對意識形態表態，本身已然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實用主義而經世致用的態度，呈現為一種較為穩健的經濟立場，乃至於也兼容自由放任主義。但也不應該過度苛責開源軟體對自由軟體的背離，這也是一種保全理想的特殊策略。Linus傾向於將開源社區做大，他本人的意見是「足夠多的眼睛，會讓更多問題浮現」。

現在較大的擔憂在於，如何在合作到較高水平，開源與商業互相嵌入緊密的情況下，進一步推行自由軟體的理想。論及現在的軟體消費者，使用者的身份絕對是第一位的。之前相對清晰的生產消費循環，現在已經被注意力經濟的消費占滿，消費沖動占了上風。

有篇管理學文章分析，存在三種參與開源行動的要素經濟要素、學習要素、意識形態要素；基本可以說，現階段最占優勢的是經濟要素。著急參與消費秩序的人，想要通過這個行業多賺錢，以便於更好地消費。而自由軟體的陣地，從作為基礎設施的系統、中間件，逐漸讓位給小產品，比如效率工具、個人應用。

CopyLeft之「左」

你大概見過「版權所有，禁止翻錄」之類的字樣。這在今天的產品，包括書籍、影視，或者NFT上都有體現。這里的版權，主張一種私人或小集體所有的概念。它的英文概念叫做copyright，拷貝權力，這個權力是被所有人有限制地下放的。所以有時候這種權利也叫做著作權，著作者所具有的支配權力。

對於法權的界定，我完全是門外漢，但不太需要專業知識就能知道，更早時期的版權保護，比如書籍、樂譜、草圖等媒介，一開始尚未覆蓋到軟體領域。那時候軟體代碼是被當作literature來保護的，你能想像嗎，最開始的程序和小說被當成一種類別，所以，代碼是程式設計師獻給計算機的一首詩這句話，不僅僅是浪漫。

當然，隨著網際網路的膨脹，尤其是美國網際網路泡沫破裂之前，軟體的保護也逐漸提上日程，這時候表達和概念的區分得到了強調，即想法和信念是無法控制或保護的，能被保護的只能是特定思想的表達與模式。當然Copyright也有異化的可能性，不用多說，你只需要看看各種關於版權的論爭，為了某些利益撕破臉也很常見。這跟私有產權的獲利能力息息相關。

而自由軟體運動所希望的，就是杯葛非自由、專有軟體。這可以說是對私有產權的一種顛覆，這也促使Stallman使用copyleft這種說法，翻譯方案有很多，包括版權所無、著佐權（偷樑換柱）、版權屬左（左翼）、左版、著作義（義利之辨）等等，應該明確，這里的版權不是消失掉了，不完全是小我消融於集體，而是對集體的事業，每個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貢獻。

可以說這里的自由已經冠上了一種平等主義的色彩，所有人應當享受一種均等的權益，人人都應該生活在理想王國，而不是陷入高低差別和人為區隔。這種價值排序也更貼近主張生產再分配的社會主義，盡管Stallman本人並不認為自由軟體有直接的共產傾向。

但在現階段的廣泛實踐中，最受到市場歡迎的仍然是支持閉源的BSD，MIT以及Apache協議，這一方面可能是為了爭取更多參與者所採取的妥協，或者說是平等的最大化；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對初衷的背離，畢竟這時候，平等的願望已經讓位於擴大差距的總量增長。

軟體協議與社會契約

雖然可以在軟體的使用過程得知設計者的品味與態度，但相對而言比較間接。但好在有另外一個側面，如果軟體採取了開源的的模式，軟體需要遵循特定的協議，如果你曾經宕過源碼，里面可能會出現license這個文件，這就是了。較為常見的是很「霸道」的GPL，以及相對和緩的MIT與BSD。這也提醒我們，程式設計師群體有較大的差異性，單獨一種立場態度沒法完全兼而有之。許可證，或者說協議其實帶有一種社會契約的氣質，更可以說是一份意識形態的文本。但為了捋清我們先從早一點的文本開始。這樣一步一步下來，我們能看出來從理唸到實踐的過程。

兩份文本《致愛好者的公開信》與《GNU宣言》

作為自由軟體的代表，誕生於1983年的《GNU宣言》，有著強烈的宣教傾向，作為論爭文獻，一樣的宣言格式（manifesto），不難讓人想起十九世紀的那份宣言。另一方面，早些時候，《致愛好者的一封信》，來自微軟前CEO比爾蓋茨，那是1976年，其時微軟未成氣候，蓋茨正在為自己basic語言找市場。在其中蓋茨痛斥程式設計師使用軟體時並未支付報酬，他指責這是一種偷竊（Theft）行為。

而對此有責任的侵權者，他們被蓋茨稱為愛好者。雖然蓋茨的意見在自由軟體陣營中幾乎不受待見，但愛好者與自學者的形象，確實抓住了要害，很貼切。另外一點值得稱道的是，這里的「愛好者」們的組織名字叫做家釀（Homebrew），就是自家釀酒自家喝的那個家釀，如果你使用Mac編程你對brew肯定不陌生，現在的brew是Mac上很常見的包管理工具。而且，你沒想錯，蘋果的誕生，與這個家釀小團體緊密相關，賈伯斯和沃茲尼亞克都是其中的成員。

在其後的1983年，Richard Stallman為了反對AT&T和Unix系統的封閉與牟利，起心動念要用自由軟體全部重建技術世界，你沒聽錯，是全部。GNU，寫作G-N-U，是非洲角馬的含義，也是GNU is Not Unix的簡寫，這是個遞歸的把戲，因為解開一層之後還有GNU，中文里非常信達雅地翻譯為革奴，廢除不公正的關系，平等主義的訴求。GNU宣言，作為這場運動，以及日後自由軟體協會的奠基文本，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但不要高興太早，其實GNU宣言的煽動性和文學性，並不能與那份經典文獻比肩，盡管在程式設計師界已經算是很富感情的嘗試。另一方面，這說明里麵包含很多扎實的目標與手段，畢竟這是要下手寫代碼的。Stallman在其中嘗試論證GNU超越Unix，以及將會包含什麼，為什麼共享重要，為什麼大家應該群策群力，為什麼共襄盛舉會幫助大家，以及最重要且最繁瑣的，為什麼流俗意見是錯的，這里就不同於宣言的歌頌理想，而是實際與質疑和辯難打對手戲，這部分所占篇幅大概有三分之二。

可以看到，最大篇幅的這一段里面，Stallman直面了蓋茨的質疑為什麼那些竊賊要剝奪我們程式設計師的私產啊？很簡單也很直接，接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人一聽就懂（當然Stallman沒有用這種語言，他自己的政治態度表達遠不如自由軟體明確）你丫的開發程序的利得大頭誰拿的？你們是怎麼發工資的？為什麼我們使用者就不能是程式設計師，這兩者分得開嗎？為什麼分享與接受就是竊賊？竊賊為什麼不能提供有益的改進？

而基礎視角改變之後，很多商業運作的邏輯就顯得牽強附會了。我們如何做廣告？如何技術支持？程式設計師如何生活？支配所得的著作權該怎麼運作？商業競爭，還是程式設計師的學習促進？歸根結締，應該是我們控制軟體，而非軟體控制我們。不應該讓軟體成為少數人所獨占的東西。

作為這一段的結語，我引用GNU宣言最後兩段

FSF四綱領

從綱領性的基礎文件開始，為了為全新的生產模式奠基，需要對自由軟體做出更明確的界定，這里選取FSF（Free Software Foundation，自由軟體協會）對自由軟體自由的界定，FSF是自由軟體在開源運動之後重新組建的機構，Stallman為其主席。一共四條，按照程式設計師的編碼規則，從零開始。

〇有使用該軟體的自由，不論目的。

一：有研究軟體如何運作的自由，並可以修改軟體來滿足自身的需求。為此需要獲得軟體源碼。

二：有重新散佈該軟體的自由，每個人都可借散佈自由軟體來敦親睦鄰。

三：有改善再利用該軟體的自由，並可以發表修訂後的版本供公眾使用，如此整個社群都會受益。

你可以看出來，它與《GNU宣言》一脈相承。開源作為自由軟體的基礎，自然是被需要的。但自由軟體的目的在於，所有賽博空間的居民，都會受惠於其他所有人，並且也為其他人奉獻。伴隨源碼的，是開放而無壁壘的，求知若渴與公共公開的態度。運行、拷貝、修改與發行的動作，所受到的唯一限制就是不允許增減新的限制。

這多少帶有一點空想性，在當下商業公司提供便利服務的情況下，用戶難以不選某某軟體：你的工作要求你用微信或釘釘，朋友分享的連結必須使用特定app打開，或者特定的軟體在你的系統上根本就不提供，難以靠一己之力弭平所有困難。貫徹這一信條，生活上會受到一連串的困難，最近的例子是，Stallman拒絕使用閉源軟體zoom參加視頻會議，導致2022年的資料，仍然只是音頻，這有點反諷，技術先鋒仍然被凍結在其奮發前行的時代，畢竟只靠一己之力，沒法完整復制商業公司帶來的所有技術成就。

GPL概覽

GPL可以說是在軟體層面上，最集中貫徹自由軟體開放理念的嘗試，在這里著重描述它，其他的軟體協議，基本上可以說是對於GPL的寬鬆化。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現在已經發展到第三版本，即GPLv3。

由於歷史比較久遠，這里就不再分析前兩個版本具體怎樣。而且由於三個版本的修訂，一直在細化與強調自由軟體的氣質，第三個版本相對來講更接近FSF基礎綱領，當然也離開源運動的中立性更遠。

GPL最為人所知的，或者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傳染性，任何一個項目，只要接觸過GPL的組件，無論閉源開源，都得變成GPL。也就是說，一旦受惠於社區，就必須全身心地奉獻回去，而且不能阻礙他人繼續傳播或分發。

可以看到這是對於FSF自由概念的具體完善，上述綱領成為具體可操作的法條，但限於我自己的法學底子幾乎是空白，所以不再繼續深入了。

前路漫漫

前面也提到過，由於各種營壘變得清晰，立場也是如此，同一個圈層中，為了方便交流，取得思想上的一致性就很重要，所以各個集體，都嘗試吸收或驅逐自由軟體，或更具體的，吸收或驅逐Stallman。比如在大公司謀生的程式設計師，會把這種先鋒性放在後面，把技術的力量再次引回私產保護上；而以FSF為代表的自由軟體，聲音逐漸變得虛弱稀薄，他們年復一年地罵封閉系統，如同坐牢的使用體驗；與此同時，商業軟體仍在競逐市場。

在當下，計算機世界的基礎建設者們，很大一部分已經老邁，甚至很多已經作古。那個叛逆又理想主義的Richard Stallman，今年已經69歲了。在早些時候，Stallman因為在性丑聞新聞上多嘴，分析措辭時候犯了忌諱，被認為對兒童色情上存在偏好。他也因此被逐出FSF，後期被重新接納做回主席。

這里不是要訓斥政治正確如何撤下卓越之人，畢竟平等正是Stallman訴求的重要部分，不是嗎？我想說的是另一點，幾乎無法想像自由軟體沒有Stallman。但這明顯正在逼近，再過二十年，至多三十多年，初代極客就都已消逝了。那時候，該往何處去？或者說，我們該從什麼時候起，主動望向前路？

當然應該從現在就開始，但作為消費者與參與者，在不完善的環境下，想要實現大規模的自由軟體，可能會以一種較低的生產力，鎖定在某種軟體使用上的「原始共產主義」之下。不要認為Linus所代表的就僅僅是背叛和妥協。如果沒有Linus所提供的內核，GNU/Linux就無法存在。你也許會有點既視感，有自身特色的、隨機應變的、歷史情境下的機敏嘗試，恰恰保全了最為激進，最為遙遠的理想。

這篇虎頭蛇尾的文章主要強調自由軟體，由於它的基礎理念更有線索，更一以貫之；也得承認，跟自己的傾向有關系。我覺得軟體的共同豐裕，群策群力是美好而可欲的。

但重要的目標應該如何實現？什麼時候開始實現？為了偉大目標而妥協，是不是預示著有朝一日，要再次由夢想家掌舵？而他們該如何再次獲得權利？而由哲人王執政，是否會是一種心氣壓倒責任感的自大？人類是否應該穩健前進，而不應過分沉湎於暢想未來？

這還不是最緊要的，最大的負擔，在信念落實的時候才會出現。你要不要不用Word，用LibreOffice？要不要用郵件換微信？要不要拿iPhone換…哦，所有的市售手機都是閉源硬體。要不要換掉Apple Music、Spotify或網易雲，換到…換到什麼呢？對了，放棄Windows、手機、PlayStation、Xbox，還有多少遊戲可玩？你也發現了，多少被塑造的需求建立在閉源軟體上啊！

但我想，這種煎熬，是為了清醒預支的代價，我們在暗夜里守望未來。這種芒刺在背，至少提醒我們，他們來過，我們記得。

別忘了馬克思，別忘了Stallman。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