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讖緯」概述及其在中國古史上的地位

「讖緯」（chen wei），是讖書和緯書的合稱，為神學說。「讖緯」是盛行於秦漢代的重要社會思潮，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緯書是對秦漢以來「緯」、「候」、「圖」、「讖」的總稱。其中保存了大量關於神話民俗文化的記載，也是中國思想文化大綜合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對研究中國思想文化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讖是秦漢間儒家編造的預示吉凶的隱語，後來中國民間發展為廟宇或道觀裏求神問卜，漸漸地更加簡化為求簽。緯是漢代附會儒家經義衍生出來的一類書，被漢光武帝劉秀之後的人稱為「內學」，而原本的經典反被稱為「外學」。

「讖緯」之學也就是對未來的一種政治預言。緯書是上古讖緯思想學說的輯錄，並非出於某一作者。「讖緯」出於神學，讖是方士們造作的圖錄隱語，緯是相對於經學而言、即以神學附會和解釋儒家經書的。由於先秦天命神權、天人感應觀念的流行，出現許多祥瑞災異、神化帝王和河圖洛書、占星望氣等等說法，其中也涉及炎、黃的傳說，保存了不少古史、天文、樂律、農學、醫藥以及原始社會狀況等零散資料，經過去偽存真，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二) 「讖緯」促使古史書寫政治化，古史的政治價值與目的凸顯

「讖緯」使得古史書寫政治化，在「讖緯」影響之下，古史書寫服務於政治的特點日益顯著，古史在政治層面的價值更加凸顯。

「讖緯」服務於政治。「讖緯」的盛行與統治者的重視密不可分。「讖緯」部分思想主張，如「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等可以為統治者改朝換代提供依據，由此滿足了統治者利用「讖緯」加強自身的統治的合法性的需要，從而為統治者所重視。如，王莽稱帝就利用讖語製造輿論，製作了「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石碑；劉秀則利用《赤伏符》即位。《白虎通》明引讖緯類文獻有與三綱六紀、君臣關系、等級制的內容，同樣體現了古史書寫政治化的需求。[1]

同時，由於讖緯附會儒家經典，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在思想意識層面占據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因此不僅僅是方士與儒生偏愛於此，中下層的老百姓，各級官吏也都更容易從心理層面上接受讖緯之學，進而將這種對於「讖緯」的認可，書寫在古史中，從而讓統治者「受命於天」的合法統治地位以史書的形式確立下來，並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進而滿足統治者鞏固統治的政治需要。

古史書寫利用「讖緯」為統治者及其統治提供「正統性」。誠如司馬遷與班固在漢高祖出身上的記載的不同，在「讖緯」的影響下，漢代的儒生們不斷去「完善」古史系統，甚至有一說竟將漢高祖的母親列為了其祖母。但不論如何，受到讖緯影響的史官或者儒者們，最終通過聯系神話傳說、考證三皇五帝及其後代的領地或封地，將漢高祖塑造為了「堯」的後代，即漢朝其實是與堯的統治一脈相承的。由此，漢的統治更加具有「正統性」，而漢朝的皇帝們也同樣由於流著堯的血脈，而成為正統統治者。此情況不論是在西漢末還是東漢初，均如此。而在相關古史書寫中，中國古史的書寫家們對本朝皇帝 「追根溯源」，尋找其與三皇五帝的關系，鞏固王朝正統性。

「讖緯」促使古史書寫以「天命觀」看待王朝更替，並神化統治者，為王朝及統治者提供「合法性」。讖緯中有許多「天人感應」與「君王受命於天」的思想，而這些思想其實本身並沒有特別多的科學依據，因此若是由此便說「君王是上天的兒子」，其實是將帝王神化的一種表現。但 「讖緯」中神化帝王，「天人感應」的思想卻延續了千年，促使中國古史書寫的神化。

在看待統治者時，讖緯使得古史書寫神化統治者。班固說劉邦建立漢朝是「自然之應，得天統矣」，用「天人感應」將帝王神化。《舊唐書》中記錄的唐高祖「史公面相」的故事，中心思想便是說唐高祖「骨法非常，必為人主」。[2]這種以面相預言政治統治的情節實質上是「讖緯」，而這種情節在歷代史書中並不少見，幾乎歷代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皇帝都是「貌為人主」，被神化為「受命於天」最終建立或鞏固統治。[3]這樣的預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為統治者提供統治的「合法性」。

在看待王朝更替方面，讖緯使得古史書寫深受「天命觀」影響。《新唐書》稱「天將去唐，諸盜並出……至宋然後天下復安。」利用「讖緯」中的「天命觀」突出了宋朝統治是順應天命的，從而使宋的統治具有了道德與社會意義上的「合法性」。

因此可以說，「讖緯」促使「天命觀」融入古史書寫，使得古史書寫更側重於神化統治者。

「讖緯」雖去，但史書政治化猶存。雖然讖緯從隋以後因為被禁的關系不再流行，但其相關的作品仍然沒有滅絕，至清代尚有部分「讖緯」之書的輯本存世。因此，即便是隋以後，中國古史的書寫者們仍然有機率親自接觸讖緯，並受其思想的影響。

當然，從另一方面說，「讖緯」的思想始終沒有完全禁絕。在長期的史書撰寫實踐中，歷代的史書撰寫者們都需要考慮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而隨著自秦以後，統治者們鞏固君主專制統治、加強思想控制的需要日益上升，史書作為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的載體，其日益政治化是一個大的趨勢。而讖緯的興起恰好為史書書寫提供了一個滿足其政治化需求的工具或者手段，因此讖緯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對於史書書寫的政治化趨勢的推進起到了重要作用，並讓史書書寫在讖緯逐漸衰落後，雖並不一定以神化君主、天命更替為手段解釋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卻仍保持了政治化的發展趨勢與其政治價值。

綜上，受到服務於政治的「讖緯」的影響，古史書寫政治化。史書不再僅僅以記錄歷史為主要功能，還附加上了協助統治者鞏固王朝統治，為統治提供合法性與正統性的重要作用與價值。

(三) 「讖緯」促使古史神秘化，更具神學迷信色彩

讖緯本身具有神秘主義色彩，具備神秘暗示性和准確應驗性[4]，其涉及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內容本身就是神秘的；其保存的大量神話傳說同樣是神秘的。在讖緯的影響下，古史書寫深刻融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天命君權等思想，神化統治者，以天命解釋王朝更替；並吸收利用了「讖緯」之中豐富的神話傳說作為史料支撐，從而在思想內涵與內容材料方面神秘化，更具神學迷信色彩。

「讖緯」的神學迷信思想滿足古史書寫的政治需求，並「將聖王納入神話系統之中作為人格神來加以推崇」，促使古史思想神秘化。[5]為了達成某種或某類政治目的，古史書寫者及上層統治者們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利用讖緯中神學迷信的相關思想進行古史書寫。

兩漢時期，讖緯在學術上被儒生經師大量徵引於自己的著述，以進一步抬高儒家經典的地位，給當時的統治思想添加神秘和神聖的光環。[6]《新唐書》中對於宋的建立解釋為「天將去唐」，從而使得對王朝更替的歷史書寫更加具有神秘色彩。在「讖緯」神學迷信的影響下，孔子則在一代代的古史書寫中由人入聖，歷史形象逐步從窮困的沒落貴族轉變為道德完美的「聖人」甚至是神。在韓愈眼中，孔子的學說來源是堯舜禹，這不免與將劉邦的身份定為堯的後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讖緯促使古史書寫誕生了「神人」和「天命王朝」，從而給古史書寫蒙上了一層神學迷信的神秘面紗。

「讖緯」保存了大量的神話傳說，是古史書寫的史料來源之一。首先，「讖緯」中保留了關於上古時期大量的神話傳說，比如「盤古開天闢地」、「堯舜禪讓」的故事。而以「堯舜禪讓」的故事為例，若要考證難度極大。但在歷代史書中均可以看到「禪讓」這一詞的影子，更有許多史書將帝王比作堯舜，以此形容其賢明。神話傳說未必是真的，古史書寫者們卻常常將其中的一部分作為真實而用。其次，雖然中國古史中所引的神話傳說其第一次出現未必是在讖緯之書中，但不可否認的是，讖緯對於保存這些神話傳說，並讓這些神話傳說隨著其在社會上的流行而有了更加廣泛的傳播范圍，從而有更大幾率為人所知，也為歷史所記，並在歷史上被層層加工。

「讖緯」中的「超自然力量」為古史書寫提供瞭解釋問題的思路。在傳統歷史敘事中，會遇到許多當時的科學水平難以解釋的問題，比如天文領域的流星、太陽東升西落、農業領域的春季萬物復蘇等。這時，「讖緯」的思想就提供了一種解釋問題的思路。讖緯中有論天文、歷數、地理、樂理、醫學的相關著作，而這些著作往往以「附會」的形式，結合陰陽五行、八股、天人感應等對其予以解釋。而這些解釋經過教育或口口相傳逐漸散播開來，為人廣泛接受。而在中國古史書寫時如遇到相關難以解釋的問題時，就可以用「讖緯」或曾經用「讖緯」得出的解釋來加以解決。讖緯中的「災異觀」主要是與皇帝德行相聯系的，這種「災異觀」在古代廣為盛行。受到這種「災異觀」的影響，古史書寫往往在記載災異時與皇帝言行相聯系。如《宋史》記載宋高宗「以日食求直言」。[7]

綜上，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讖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使中國古史的書寫神秘化，更具神學迷信色彩。

(四) 「讖緯」成分促使古史書寫隨意性加強，可信度降低。

史書本就是由人來書寫的，其書寫本身便帶有主觀成分與主觀解釋的可能性。而「讖緯」在推動古史書寫政治化與神秘化的同時，也進而使得其隨意解釋性加強，牽強附會，可信度降低。

「讖緯」之風下，古史書寫有意造偽，並且這種「偽書」行為往往是為了「偽事」而作，並使得後來古史書寫的難度大增。比如王莽在篡權奪位時期聲稱發現了《周禮》，但是在這本《周禮》中卻記載了「九夏」，而在《左傳》中卻只有「三夏」之樂。如此，若《左傳》所記為真，當是《周禮》為偽書。並且相關資料也表明，《周禮》中「九夏」的說辭是劉歆在「讖緯」影響下杜撰的。[8]

然而史書記載內容非「彼真我假，彼假我真」的簡單對立關系，而是需要多方資料與推斷去證實的。若是簡單輕信，不對史料與相關史書進行相關辨偽，則可能會出現問題。比如，杜預注《左傳》「三夏」時並未察覺《周禮》「九夏」的問題，而附會《國語·魯語下》中的相似記載，將《肆夏》、《樊》解釋為同一本書，由此便與《左傳》原本的記載相矛盾了。[9]

的確，讖緯影響下出現了許多「偽書」，其中一部分是將真實的記載顛倒，部分則是完全無中生有。但不論哪一種，都給史書的「辨偽」帶來的許多的困難，也為後世史書書寫帶來困難與疑慮——因為後代的史書許多是基於前人的史書進一步補充、整合而成的，若是前人史書記載不能保證史書書寫的真實，後來人就需要先對書進行辨偽從而增加了古史書寫的難度，或者可以將信將疑或無所懷疑間徵引了，但卻可能給往後的古史書寫帶來更大的難度。

受讖緯影響，古史書寫以「神化傳說」作為史料，並牽強附會，出現了偽造的世系表。如東漢班固所作《白虎通》，其中的「讖緯」部分雖不多，但卻是全書的一個核心。而關於古史書寫引用神話傳說，在古史書寫中，三皇五帝等上古時期的傳說雖然難經證實，但卻受到了默認與徵引。比如在班固所著的《漢書》中，就將劉邦歸於堯的後代，並且在與劉邦相關的史書記載中也往往會談及其是黑龍之子的傳說。這就是受到讖緯的影響後，古史書寫在史料徵引與選取方面的一個特點——將神化了的傳說也作為一個史料來源。

但是，這樣的傳說卻也容易誤導後人，比如「漢為堯後說」之中劉邦的世系表存在著一個很顯然的問題——原本作為劉邦母親的劉媼在這份世系表里成了劉邦的祖母。若是後來人輕信了這份世系表，而不去查證《史記》等史料就會被誤導。而劉邦的身世幾經修訂，究竟何者更為貼近真相？眾說紛紜之下，只會增加歷史考證的復雜性。而一旦某項傳說被證明是偽造的，那麼徵引或利用了該傳說的整本史書甚至與之相關其他史書，都可能會遭遇質疑。由此，也容易引發「疑古」之類的思潮，進而動搖古史書寫的根基，對古史書寫造成消極影響。

綜上，在讖緯的影響下，偽書風氣，部分古史書寫采「神化傳說」為史料支撐或直接將「傳說」神化來附會政治需要，從而使得古史書寫可信度降低。並且讖緯本身即具有隨意解釋、牽強附會的特點，因而用其相關的觀念來解釋歷史本身，便是隨意的，進而也會增加古史書寫隨意解釋的程度，讓其可信度降低。

(五) 「讖緯」推動今文經學的發展，促使古史書寫歷史觀唯心化

讖緯推動今文經學「微言大義」的發展，並加深其宗教神學色彩。[10]讖緯對今文經學的推動作用與其推動古史書寫政治化、神秘化、隨意解釋性增強是密切關聯的。東漢哀帝時召集博士和儒生於白虎觀論五經異同，由班固寫成《白虎通德論》一書，系統地吸收了陰陽五行和讖緯之學，形成今文經學派的主要論點。

在讖緯出現之前，中國的經學往往並沒有特別濃重的宗教神學色彩。而儒學創始人孔子始終「子不語怪力亂神」，認為對鬼神敬而遠之即可。但在讖緯出現尤其是流行以來，儒學可以地向宗教神學靠攏，具有了較為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如董仲舒創立的新儒學，強調「天人感應」。而此時讖緯已經出現並且在社會上有所發展，對董仲舒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啟發作用。

隨著讖緯之學在兩漢之際的逐步發展，讖緯的神學迷信色彩也與今文經學交織在一起。今文經學的神秘化色彩與對經文的附會解釋都有了較高程度的增強，今文經學也在該時期出現了大量的作品。今文經學的許多觀點與「讖緯」相似。比如，今文經學與讖緯都對儒家經典作出解釋，並且其解釋都具有宗教神學色彩；今文經學推崇孔子，將孔子奉為「素王」，而讖緯將孔子聖化；今文經學注重「師法」，而讖緯有時則會窮究某位人物的身世。讖緯在兩漢時期所營造的政治文化氛圍，也促使當時的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孟喜京房等的易學，具有了更多的神秘主義色彩，並且可以服務於政治。但宋朝時讖緯的思想從經學中剝去，取而代之的是宋明道德神學。但這仍然是具有神學色彩的，因此仍然可以說，讖緯促使今文經學更具神學色彩。

讖緯與今文經學有如此相似性，其實是因為讖緯恰恰是今文經學昌興時期的一個重要的政治文化氛圍。因此在讖緯的政治文化氛圍影響之下，今文經學才呈現出了如此多與讖緯相似的特點。當然，今文經學與讖緯的「親密關系」，也使得今文經學作品的可信度也在後世遭到了懷疑，在長期的今古文之爭中，古文經學家們得以用批判讖緯來批判今文經學。

古史書寫的歷史觀在今文經學與讖緯的互動中，有了更多的唯心主義色彩。古史書寫的歷史觀本就認為「英雄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而非「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但在今文經學的推動下，古史在書寫時更傾向於突出「英雄」的不平凡之處，而客觀、理性的分析變得少了。如，關於劉邦能在群雄並起的時代脫穎而出的原因，《史記》客觀分析了當時形勢、劉邦性格優勢等，相對而言雖然仍然強調劉邦的優秀，但仍然是客觀真實的；但在《漢書》中則將劉邦的成功直接與劉邦「黑龍之子」、「堯的後代」的身份相聯系，而忽略人民群眾的巨大歷史作用，不僅有失公允，並且有失客觀。讖緯使得古史書寫不僅將歷史的濃重筆墨交給了「英雄」，並且還是以唯心、迷信的形式交出的。因而古史書寫的歷史觀更加唯心，並且更加具有宗教神秘主義色彩。

(六) 「讖緯」由「古史層累」造成古史系統的變化——「多元一源」

「讖緯」對中國古史書寫的直接影響體現在中國古史系統的變化中，即在「古史層累」的情況下，[11]導致了古史期的延長和中心人物的放大；並且在「古史層累」中，古史系統也逐漸由單一走向多元、多樣化；但在對古史系統的書寫趨向多樣化的同時，「讖緯」影響之下的古史系統卻都存在共性。

1.古史系統的穩定發展

後來的古史系統往往是在以前的古史系統的基礎上寫就的，因而各時期的古史系統間具有著共性，即其源流大體都指向三皇五帝。一般而言，傳統古史系統是以「三皇五帝」為源頭的「大一統」的古史系統，其中的「大一統」意為國家統一，即雖然王朝更替，但卻均為正統，源流相同。而與之相關的則是「黃帝一元論」與「中華民族出於一元論」的盛行。

古史系統本身的體系發生著變化。比如，「在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時始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時有了三皇，漢以後才有盤古開天闢地的傳說。」由此，可以看到中國古史系統里古史期的延長，也可以從中看到古史系統的變化。每個朝代有不同的古史系統，而這種古史系統或許是觀念上的，或許也會體現在古史書寫上，以書面的形式保留下來，而二者都會增加古史系統的多樣性。

2.讖緯影響古史書寫里的古史系統

讖緯將當時的人物與上古史聯繫了起來，從而造成了古史書寫中，古史期的延長。而關於三皇五帝後代的說法同樣是存在變化的，這其中可以體現中心人物的放大。上述兩點都可在漢高祖的例子中看到。在《史記》記載中，漢高祖劉邦出身平民；[12]而在班固的《漢書》中，漢高祖劉邦則有了更加「正統」的出身——堯的後代。由此，在《漢書》中提到了上古期，並且提及了堯這一人物。堯的重要地位凸顯，而漢高祖也因有了堯這一個賢明的祖先，有了更加合法化、正統化的地位。可以說，讖緯對古史書寫中「中心人物」的放大是雙向的。孔子後來也被認為是得到了堯「道」的真傳。正是在讖緯的影響下，古史書寫者們才會去追溯「中心人物」的身世，並牽強附會經義，將之與過去的某一人物或事件相聯系，由此實現「中心人物」的放大，甚至是聖化、神化。

此外，司馬遷堅持「五帝德」，不肯談到黃帝之前；但讖緯盛行後，古史書寫者們往往不再固執於「五帝德」，而是隨意許多。由此也可以看到古史書寫者們在讖緯的影響下，對於古史書寫中古史系統的觀念的變化。

(七) 「讖緯」與民間古史書寫，推動古史書寫世俗化[13]

史書除了官修正史，還有許多野史，而這些野史受到民俗影響深刻。在讖緯被官方打壓後，有大量讖緯之書散落民間，進而「讖緯」思想也在民間有所傳播。這些「讖緯」思想中有解釋經書的成分，可以推動民間經學的發展；同時，「讖緯」的宗教神秘主義也促使民間鬼神信仰與宗教崇拜的盛行。因此，對於民間古史書寫而言，讖緯為其提供了基本是思想框架，與解釋事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並且讖緯所存的大量神話傳說，也為民間古史書寫提供了大量豐富的史料。作為文化平民化代表的明清小說常常援引讖緯進行創作，體現出明清時代讖緯文化興盛的狀態。[14]一方面，明清小說也可以作為一種史料進行研究，因此其創作與古史書寫有相似之處；但另一方面，小說強烈的主觀性是與古史書寫客觀性的要求相悖的，因而其創作不可歸入古史書寫中。但從明清小說中所反映出的讖緯文化的興盛，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古史書寫極有可能會表現出同為讖緯興盛的兩漢時期的古史書寫的相似性。此外，既然明清小說創作常常援引讖緯，那麼在民間古史書寫時以讖緯的方式去解釋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便顯得可行了。

讖緯對民間古史書寫的影響，對於整個古史書寫而言，便是在推動古史書寫世俗化。民間留存的「讖緯」神話故事大多為人民喜聞樂見，因而口耳相傳流傳下來或有文字記載，而徵引讖緯中的這些神話故事作為史料則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民間對此種文化的需求，從而體現出古史書寫與人民需求一致性的一面，也便體現出了古史書寫世俗化。從民間古史書寫者角度來看，古史書寫世俗化的傾向是與民間文化的發展、文化平民化與世俗化密不可分的。

總之，讖緯對民間古史書寫的影響，是建立在讖緯傳播至民間，民間盛行讖緯文化或受其影響而產生的文化潮流的基礎上的。讖緯對民間古史書寫的影響其實也仍然是在政治化、神秘化、隨意解釋性與可信度、古史系統、歷史觀主觀性這五個方面分別去影響的。

(八) 總結

總之，讖緯對於中國的古史書寫主要造成了六個方面的影響

第一，它促使中國的古史書寫政治化，服務於政治，通過神化帝王、結合「易姓受命之說」「五德終時說」「五行相生說」等來書寫歷史，來解釋政權合法性與正統性；

第二，它增加了古史書寫中的宗教神秘色彩；

第三，它促使中國古史書寫時對歷史事件、人物的解釋隨意化，偽書增多，進而造成古史書寫的可信度降低；

第四，讖緯推動今文經學的發展，並由此促使古史書寫歷史觀唯心化；

第五，由於「古史層累」，在讖緯的影響下，古史書寫中的古史期延長、中心人物放大；

第六，讖緯影響民間古史書寫，為其提供豐富的宗教神學思想作其指導，並提供較為豐富的神話傳說作為史料。

參考資料

[1] 何大海《讖緯類文獻研究》，[D]中國政法大學，2014年

[2] 《舊唐書》隋受禪，補千牛備身。文帝獨孤皇后，即高祖從母也，由是特見親愛，累轉譙、隴、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自愛，勿忘鄙言。」高祖頗以自負

[3] 當然了，史書所載或許確實是歷史上的真實軼事，但由此也可以體現史書書寫時的一種選擇性。

[4] 周長艷《明清小說中的讖緯現象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10年

[5] 這里的「聖」主要指孔子，而「王」則是一些統治階級的帝王。將本來同時凡人的「聖王」作為「人格神」來推崇，其實是將之神化的一種表現。從本質上仍然是讖緯的宗教神學思想在影響。

[6] 黃朴民《兩漢讖緯簡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03期第39-44頁

[7] 《宋史》卷二八《高宗五》，第529頁。

[8] 劉歆將「陰陽五行說」里的《管子‧五行》中的」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改為「天道以六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九制」，於是在偽造《周禮》時附會出「九夏」。

[9] 從『三夏』到『九夏』————劉歆王莽偽造《周禮》探實，2017年5月28日，新浪微博，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22aa340102xgp1.html

[10] 夏冬梅、吳燕《論讖緯思潮與東漢政治》[J].《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34期第70-74頁。作者在文中肯定了「從思想內容來看，讖緯與今文經學關系更為密切」。

[11] 「古史層累說」由顧頡剛提出，其含義主要有三點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顧由此形成一個假設「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時，我們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本題在這里側重於「讖緯」對「古史書寫」的影響，由此就不得不考慮到「讖緯」對古史系統的影響。顧頡剛還強調要用「不立一真」、「故事的眼光」、「惟窮流變」的方法去看待這些史料。

[12]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在黃帝之前還有「少典」，是「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

[13] 這里僅僅只是指部分古史書寫具有走向民間的潛質，並不意味著古史書寫世俗化的完成，並且也只是部分古史書寫「世俗化」而非全部。此外，本處側重於民間野史書寫的分析。

[14] 周長艷《明清小說中的讖緯現象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10年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