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為華夏文明的搖籃，黃河中游地區的文化在周邊文化當中崛起時間最晚，其社會復雜化開始於距今5300年的廟底溝文化，但這並不意味著黃河中游地區閉塞落後。

根據鄧聰教授對玉器的研究表明，中原文化對於周邊地區其他文化是十分瞭解的，因為各個文化之間有著高端玉器貿易路線，從紅山、良渚流出的玉器通過貿易散佈於整個東亞大陸，最遠輻射到了東南亞諸島嶼上、西伯利亞的山林中、甘肅的泥土里。

從玉器的輻射范圍可以明顯看出來，在上古時期，各地就已經不再受到地形地貌的影響了，各地早已通過貿易聯繫到了一起，而並非過去我們所認知的，互相之間不受影響的獨立發展。通過這種玉器貿易往來，中原地區的文化也吸收周邊地區的先進技術和思想，開始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

而在距今5300年作用中原地區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體系——廟底溝文化。

其突出特色就是樣式多樣紋飾精美的彩陶，再通過貿易將彩陶傳播到東亞各個地方，形成了東方彩陶文化的特色。考古學家也是通過彩陶的紋樣與發展脈絡梳理出中華文明早期發展的歷史脈絡，填補了歷史的空白。

一、「西坡古國」與「河洛古國」

距今5300年前，黃河文化中游的廟底溝文化復雜化其聚落大致上被分為三級，如陽平河與沙河流域為中心聚落的北陽平遺址（90萬平方米）、次級中心西坡遺址（40萬平方米）、其他普通聚落構成。其中，西坡遺址發現的幾座五邊形大房子尤為突出，其做工精良，還在居住面上進行了硃砂塗朱的展飾性工藝。陳星燦先生分析過包括西坡遺址大房子在內的廟底溝期仰韶文化五邊形大房子的結構，參考台灣民族志資料，推測這些大房子的功能是集會場所，是部落集會、舉行祭祀活動的地方。

從西坡墓葬中發掘的物品來看，當時的統治，王權與軍權的概念已經形成，其墓葬中的玉石鉞，是軍權的象徵物，象牙器和大口缸則以聲望物品的形式，輔助表達財富權威，而大口缸在西坡還可能進一步作為貯藏物資再分配權力的表徵物。

綜合西坡墓地的情況來分析，社會等級地位與血緣關系或具體說是家族關系休戚相關，或者說權力和權威的保有以親緣關系（kinship）為基礎；權力和權威組分當中，軍權或權威占主導地位，財富權威和威望占輔助地位。李伯謙先生通過分析，將西坡遺址作為「仰韶古國」的代表。仰韶文化分佈范圍內，恐非只有一個古國，所以我們參照考古遺址命名原則，將以西坡遺址為中心聚落的「仰韶古國」暫稱之為「西坡古國」。

而同時在東部的鄭州地區，有鞏義的雙槐樹遺址，總面積約117萬平方米，三重環壕。外壕與中壕之間的的西部有兩處墓地。內壕圍護著重要的功能區，包括南部墓地及其祭壇，中部為帶門道的分開間大型殿堂式建築，通過一道院牆分割出「前朝」、「後寢」的格局。其中偏中軸線上的一座核心建築長房前方，埋9個件陶器，組成「北斗九星」，且有一個坑里埋一頭麋鹿。意在象徵該核心建築里居住的人，占據宇宙北極的中心，已經上升到宇宙觀為社會政治服務的高層次了。雙槐樹遺址還出土了骨雕蠶，做吐絲狀。同時期的青台遺址和汪溝遺址都出土過蠶絲殘留物。因而有學者認為，以雙槐樹遺址為代表的河洛地區仰韶文化晚期遺址群，構成了以農桑為經濟特色的「河洛古國」。

在這種相互交織又相對獨立的發展情況下，廟底溝文化的彩陶文化，橫掃東亞大部地區，不僅被許多學者視為中國史前的第一次藝術浪潮的濫觴，更被一些學者視為「文化上早期中國」或「以中原為中心的」文明核心的形成之物化表現。

在距今4800年前，黃河中游地區的廟底溝文化進一步演化，在考古學上被稱為廟底溝二期文化，其文化中心腹地占據晉南的運城盆地，以垣曲東關遺址為代表。盡管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發達與擴張程度遠不及廟底溝文化，但是其蟄伏著韜光養晦，終於在距今4300年前後，廟底溝二期文化的一支北上臨汾盆地，接受山東大汶口-龍山文化、關中的客省莊二期文化的影響，發展成為陶寺文化早期。陶寺邦國誕生。

二、科技與王權結合下的陶寺邦國

目前通過40多年的考古研究，我們可以說，陶寺邦國的建立是中華文明歷史進程的重要節點，因為這是一個由王族統治以歷法與大地測量等科技手段為正統性來源的政權，這與當時主流的神權與王權相互結合的統治方式截然不同。

如果您讀過我之前的文章的話，就可以明顯看到這種差異之大，簡直是鶴立雞群，但是從其他幾個神權主導的勢力發展來看，基本上是以社會崩潰作為結局，也不難看出，陶寺邦國的統治者也在嘗試用一種全新的方式來讓社會能夠平穩運轉下去。用全新的方式來實現對自己統治合法性的宣稱。

1.觀象台、朔望月輪、沙漏構建的時間體系

時間，是人類至今都難以解釋的概念，它並非是某種物質實體，但是卻可以被人類所觀察到，並且被人類賦予了意義，不過當我們在使用時鍾來計算時間的時候，並未想過，一天24小時、一年12個月365天的這套體系究竟是怎麼來的，似乎一切都已經變得理所當然，只有學者才會去思考時間的意義。

但是構建一套系統來計時這本身就是一種了不起的發明，在歷史上這種系統被稱之為歷法。全世界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法體系，那麼中華文明的歷法體系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陶寺城邦在成立時，王權主導著太陽地平歷、圭表測影太陽歷、陰陽合歷，控制年時；通過朔望月輪太陰歷，控制月時；通過盤古沙漏，控制晝夜時間，以此把握社會各種生活的時間命脈。這些高超與核心技術都是陶寺統治階級軟實力的有機組成部分。

其中最為著名的實際上就是陶寺觀象台。

2003年，當何努教授在陶寺遺址清理東南小城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建築，這座建築沒有任何牆體，卻有著十三根柱子的痕跡，從夯打的痕跡來看，這個建築似乎呈現半圓形，十三根柱子形成了十二道縫隙，通過對縫隙的連線，可以看到這十二道縫隙有一個共同的交點，這個交點十分規整的製作成原型，其圓心的面積正好能讓一個人並腳站在其中。

朝遠處眺望，最顯著的地標性的景觀就是作為太岳山余脈的「塔兒山」。這座山是整個臨汾盆地的最高峰，如同一座匍匐在地面上的巨人，環抱著整座陶寺遺址。

何努教授隱隱感覺到這座建築與天文有著緊密聯系，於是他找來了天文專家武家璧，在他的推算下，認為這座建築很有可能是用於太陽觀測的觀象台！

自此，陶寺遺址被考古學界與天文史學界高度重視，開始了6年的驗證實驗， 2009年6月21日，24節氣中的夏至日，隨著「陶寺史前天文台考古天文學研究」項目組利用陶寺遺址出土的「圭表」復製品測量日影的成功，證明了何努與武家璧的猜想，陶寺的這個建築遺址的確是一座觀象台遺址，而且是世界最早的，誤差最小，可觀測節氣最多的觀象台，比世界上公認的英國巨石陣觀測台（公元前1680年）還要早近500年。

有了觀象台的基礎，陶寺之後又接連發現了朔望月輪太陰歷銅齒輪和沙漏，這些考古發現讓學者們驚訝的發現在距今4300年前的陶寺邦國，就已經形成了一套年-月-日-時的時間系統，並且這套系統深深的影響著中國後世歷法的體系，不管時觀象台的節氣、同齒輪的陰歷還是沙漏的漏刻計時單位，都在後世得到了繼承與發展。

2.長度單位、正方向、天文大地測量構建的空間體系

陶寺邦國不僅僅構建了時間體系，更是將空間進行了具象化，世界不再是用神創論模糊描述的某位神分開的天空與大地，陶寺的統治者想要知道，同時也告訴世人，世界有多大，我們在這天地之間處於什麼位置。

陶寺社會的統治階級將制定長度基元、辯證方位的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進而建中立極、開展天文大地測量，最終描繪出統治者天下觀表里山河的政治地理五方藍圖，為實現統治者協和萬邦、平章百姓的天下胸懷，提供了真實的空間認知構圖。

還是對陶寺觀象台的研究，何努發現觀象台以觀測點為核心，中心圓面約直徑25厘米。在人類早期文明中，基礎的度量單位往往與人的身體部位有關。通過實際測量，該觀測中心面與中國男性小臂尺骨長度相當，由此可以得出陶寺長度基元25厘米=1陶寺尺=1肘尺。

在沒有指南針的時代，古人時怎麼找到正方向的呢？陶寺人大約是用日出、日落的表影交匯法，求得正南、正東方向，也就是古人所雲的「正朝夕」法。《淮南子·天文訓》中就有相關的記載。其方法是，在以10步為半徑的圓弧上移動表杆測日出、日落位置，連線得到正東、西方向，然後作垂直線，得到正南、北方向。

在有了標準計量單位和正方向之後，陶寺才可以通過天文大地測量，得知這個世界到底有多大。考古學家以陶寺為中點，在地圖上進行連線，發現順著直線一直到陸地的盡頭，也就是海邊，可以得出四個坐標。分別是東點N35°53′E120°05′02.94″西點N35°53′E35°53′10.68″北點N76°40′26.77″E111°30′南點N21°30′22.08″E111°30′。

根據換算，東西距離是2π×6371×cos35°53′=32417千米，32417×84°÷360°=7563千米；南北距離是π×6371×55°÷180°=6113千米。

那麼這個數據有著怎樣的意義呢？在漢代儒生所整理的《河圖括地象》書中記載

在《山海經》的《山經》的最後，也有寫到

《淮南子·地形》說

這足以證明，至少在漢代以前，在華夏文明的認知中，天下的范圍是東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

可是由於度量衡的變化，這個數據到底指代的是多大面積的土地，其實一直未能找到對應。那麼如果用陶寺尺來進行推算呢？

據徐鳳先博士研究，依據陶寺長度基元1尺=25厘米得出1000尺=1里=250米，四海之內東西地廣28000里折合7000千米，南北地廣26000里合6500千米。

與以陶寺為坐標系的中點，進行四點連線所得出的數據進行比對

東西實際距離7563千米比28000里7000千米多563千米，誤差率7.4%。

南北實際距離6113千米比26000里6500千米少387千米，誤差率6%。

上述計算表明

文獻所說四海之內東西地廣28000、南北26000里數據是實測得到，並非虛妄臆造。

該套地廣數據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遺址為中表的四表之間的實際直線距離。

專家所推測的陶寺文化四表實測地點是合理的，先秦文獻所記四海之內地廣數據證明它們的存在。

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那麼陶寺邦國的統治者為什麼要花費大力氣，在那個連青銅工具都還未普及的時代就進行一場漫長且風險巨大的天文大地測量行動呢？這一切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

三、最初「中國」

《尚書·堯典》記載，堯帝命羲叔、和叔、羲仲、和仲進行四表測量。根據推算，可以得出以陶寺為中心，東到山東，西到敘利亞，南到廣東，北到西伯利亞的地理大坐標系。以這個坐標系來看，陶寺就是世界的中心點，陶寺遺址完美地詮釋了本初「中國」的概念——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由於「王者居中」的意識形態，決定了王都應建於地中，這才有了「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的說法。

有了四表測量的方法以後，陶寺人通過測量得到了客觀的歐亞大陸認知構圖，並將其作為建立陶寺文化主觀的政治地理五方觀念的基礎。因為有了「中土」的概念，才能發展出「南土」、 「北土」、「東土」、「西土」結合的「亞」字型政治地理五方觀念。後世「表里河山」的衛土思想便也濫觴於此。

《論語》說，帝堯當時禪位給舜的時候叮囑「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在後世的解讀中，都認為這個「允執其中」是虛指，指代的是瞭解歷法，找到中心作為都城，但是陶寺圭表的發現與《尚書·堯典》記載的四表大地測量行為的對應，表明這個「中」就是圭表，通過日影在圭表上找到代表「地中」的影長。

那麼這個影長是多少呢？

《周禮·地官·大司徒》雲「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

測量「地中」的方法，是在夏至這天中午，立「八尺之表」，若其影子長度恰好是一尺五寸，此地便是「地中」。《周禮》認為，「地中」為「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之處。

而通過陶寺尺進行測算，在陶寺圭尺紅線所標注的位置，就正好是一尺五寸。

可以說，陶寺圭尺所代表的，就是華夏文明後世4000多年對於「中國」觀念的執念，這種影響成為了我們文化基因里的一部分，甚至成為了華夏文明存續的基石，不論歷史如何發展，國家是分是和，只要生活在這篇土地上，處於這一文化圈的影響之下，那麼華夏文明都會自發地去維護與認同「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的概念，使得中華民族可以從一次次的動盪與苦難中頑強地走出來，最終走向統一國家的道路。

四、尾聲

蘇秉琦先生提出「中國」的形成經歷了「共識的中國」、「理想的中國」、「現實的中國」三個階段：根據古史傳說記載，堯舜禹的活動中心在晉南，陶寺遺址地域契合、時代相符、文化上「具有從燕山北側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綜合體性質，表現出晉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的地位」。當時萬邦林立，「各大區系間的交流和彼此認同」形成一個「天下」，陶寺居中而立，雄視四方，可以解決各邦的「訴訟」、接受各方的「朝賀」，成為萬邦 「共識」中「不十分確定的中心」，所以可以稱作「共識的中國」，甚至當時四方很可能以「中國」稱呼陶寺所在之地，此為最初的「中國」的概念。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