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人，留著精心打理的發型和胡須，身著標準的三件套西裝，指夾雪茄，一副20世紀中葉典型英國成功商人的形象。他就是斯塔福德·比爾（Stafford Beer），可以說是當時英國最有影響力管理控制論學者，被維納稱為「管理控制論之父」。
比爾將控制論應用於公司和工業管理，通過為企業擔任技術顧問發展出一條頗為成功職業道路。這讓他在而立之年就過上了富裕的生活。他擁有一輛勞斯萊斯，和第一任妻子辛西婭·漢納威（Cynthia Hannaway）住在英格蘭薩里郡富人區的一棟大房子里。比爾極盡彰顯之能事，他在牆上鋪滿皮草，甚至還在餐廳里安裝了一個聲控瀑布。比爾魅力超凡，總是精力充沛，口若懸河，一生著作頗豐，且范圍廣泛。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比爾都很符合一位有為富裕的成功商人的形象。
至少，在他的前半生。
下文我將介紹比爾的職業生涯以及和他的管理控制論理論，我會略微觸及控制論從通信工程和神經科學推向管理學時產生的關於「控制」的爭議。當然最後的落點還是比爾為智利阿連德政府的工作及其對他生活方向的影響之上，這是一位控制論學者在冷戰的意識形態對抗漩渦中發生的轉變。
1.自學成才的管理專家
開篇的照片拍攝於1960年代初，那時的比爾剛剛離開英國最大的鋼鐵公司，聯合鋼鐵公司。他曾在這里管理一個70人的運籌學和控制論小組。1961年，比爾離職後與羅傑·艾迪森（Roger Eddison）合作創立了英國第一家運籌學咨詢公司SIGMA。1966年，比爾離開SIGMA，加入國際出版公司（IPC）擔任開發總監，他負責著這家當時全球最大的出版公司的計算機和信息系統的未來發展。1970年起，比爾辭去總監職務，成為一名獨立咨詢顧問。他的客戶不僅包括多家商業公司和工廠，甚至還涉及多個國家的政府。其中以1971-73年間為智利阿連德政府開發的賽博協同系統（Cybersyn）最為著名。雖然該項目非議頗多，但比爾的聲望和影響力確實也在此期間達到達頂峰。
比爾職業生涯如此成功，但他其實並未接受過完整的本科教育。
比爾1926年9月25日生於英國倫敦，父親是勞埃德船船舶登記公司（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擔任首席統計師。少年時期的比爾相當早熟，他從中學起就討厭專業教學，渴望整體教學（holistic teaching）。17歲時，比爾進入倫敦大學學習哲學和心理學，但大學生涯卻被強制兵役中斷。1944-47年間，他在印度旁遮普地區的情報部門擔任連長，47年回國後在陸軍擔任心理學家，49年以上尉軍銜退役。可是當他離開軍隊後想要申請博士學位時，卻被告知必須要從本科一年級讀起。於是比爾索性放棄學術生涯，進入聯合鋼鐵公司分部賽繆爾·福克斯公司，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而他的第一個博士學位，直到2000年73歲時，才由桑德蘭大學授予。
比爾似乎將自己學術熱情揮灑在了職業之上。在英國陸軍的經歷使其認識到了運籌學的前景（operational research，通常是利用統計學、數學模型和算法等方法，去尋找復雜問題中的最佳或近似最佳的解答）。入職聯合鋼鐵公司幾年之後，他在1953、54年分別發表了兩篇論文，闡述了他開發並投入使用的衡量製造工藝生產率的新型統計指數。文中提到的生產力抽樣以及系統並規律地收集、匯總和展示信息的想法，頗受管理層的青睞。1956年，比爾因此進入分公司的管理層，擔任生產總監（production controller），這是一個專門為他創造的新職位。隨後比爾還說服管理層成立了運籌學和控制論小組，這是一個由他領導的70人團隊，比爾稱其為Cybor House，Cybor是比爾將控制論（Cybernetics）和運籌學（Operational Research）組合後創造的新詞。三年之後，1959年，比爾出本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控制論與管理》（Cybernetics and Managment）。他的餘生從此都將與控制論緊密相連。
2.走入控制論，一種可通約的方法
比爾第一次接觸控制論是在1950年讀到維納的《控制論》之時，在被震驚之餘，他看到了將其應用於管理的可能性。比爾對控制論的興趣雖然開始運籌學和管理學，但在本質上和其他控制論學者有共通之處他們都在尋找一種不同學科間可通約的模型。
比爾切入控制論的關鍵詞是「極度復雜系統」（exceedingly complex systems）。他對系統的定義是「任何具有凝聚性的、動態關聯的項目（items）集合。更正式地說，這些項目可以被看作是由一個關系網絡連接的點。」而極度復雜系統則是組成部分極多、連接關系級復雜、隨機性極高以至於無法被完全具體描述的系統。例如公司、經濟系統，以及人類大腦。
從舉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比爾迥然不同的分類法，在「系統」的視角下，有機體和社會組織（甚至是機器）可以被歸為同類。比爾認為「公司當然沒有生命（not alive），但其行為很像活著的有機體。」並且公司為了」在變動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環境中生存，必須從經驗中學習。」這一觀點無疑與比爾的心理學的經歷有關，甚至可以追溯到他從中學起就在尋找的，跨越具體專業的「整體」（holistic）知識。
控制論從通信科學發展出的一系列術語和概念，恰好在有機系統、機器系統和社會系統間具備可通約性。這和比爾的新分類法不謀而合。既然公司是以有機體（人）為基本單位構成的類有機系統，那麼控制論的概念就同樣有效。在比爾的管理控制論中，管理公司和工廠的關鍵之一在於提高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反饋（feedback）效率，讓彼此能實時協同，使公司面對外部環境變動時能快速有效的做出反應，比爾稱其為「適應」（adaptive）。
僅從控制論的角度看待舊事物很容易落入「比喻法」的陷阱，重要的是發展出一套對應的方法論。比爾在此受到了長他23歲的控制論學者羅斯·艾什比（Ross Ashby，瞭解更多請見《黑箱與羅斯·艾什比的控制論》）的影響。艾什比作為精神病學醫生，最主要的成就是關於適應性大腦（adaptive brain）的研究，即大腦如何適應外界的刺激並保持穩定運作。艾什比將大腦視為「黑箱」，因其極度復雜且無法通過拆解描述其運作，所以不能用傳統的機械式的方法控制和預測其的行為，只能在輸入輸出的反饋迴路中對其建模，加深認識並產生效用。
艾什比在1947年5月公開展示了一個模型「穩態調節器」（the homoestat） 來演示大腦通過自適應調節達到穩定狀態的過程。機器由四個能輸入輸出電流的單元組成，它們彼此聯通。每個單元頂部都有一個水槽，水中是一個受電磁影響的葉片。當單元未通電時，葉片在固定位置上保持不動。當通電時，葉片受磁力作用擺動，顯示本單元輸入端的刺激程度。同時，擺動產生的電壓會影響本單元輸出電流的強度（同時也是其他單元的輸入電流）。因此當穩態調節器通電後，電流在四個單元之間反饋循環，每個單元既是電流的輸入端也是輸出端。葉片在最初會不停擺動，但四個單元之間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調節和適應後，電流便能形成穩定的循環，葉片復位，穩態調節器達到平穩的狀態。艾什比認為穩態調節器的表現正是模擬了大腦在接收到外部刺激後回歸穩定狀態的適應過程。穩態調節器也在當時被英國媒體譽為「最接近大腦的發明」。
穩態調節器本質上是一個模擬大腦部分機制的模型。它不關注大腦/黑箱「是什麼」（具體構造和組成部分），而是大腦/黑箱「能做什麼」（通過自適應達到穩態的機制）。這種基於黑箱認識論的建模思路啟發了比爾處理極度復雜系統的方法。管理者與公司的關系和控制論學者與黑箱一樣，他不需要完備的描述或還原公司（黑箱）「是什麼」，而是公司（黑箱）「能做什麼」，即能在和整體社會經濟環境中達到什麼經濟效用。
比爾從信息交流反饋的角度出發，重新歸類公司的各部門，整合出新的框架模型。模型讓實際經營中產生的各種數據（業績、財務和庫存等）形成關聯，在促進各部門的溝通與協作的同時，也能讓管理者從宏觀上把握公司狀況、作出決策。當然，最重要的是，與有機體的類比總是存在其中。
3.比爾的管理理論，關於生物的方法
在斯塔福德·比爾的管理控制論理論中，最有名的莫過於可生存系統模型（the viable system model），它因用於智利的賽博協同項目（Cybersyn）系統而廣為人知。不過在此之前，我要要先介紹他關於控制論工廠（T-U-V機器）的構想，這在某種程度可以被視為該模型的前身。
• 控制論工廠與生物計算機
斯塔福德·比爾在職業生涯早期曾是自動化工廠的支持者，他激進地認為當時的工廠還不夠自動。但他改進自動化工廠的方法，不是通過優化流水線進一步異化工人以壓縮週期、增加效率來提高生產。比爾宣稱要為工廠配備一個「適應性大腦」，它會根據市場波動做出反應，自動安排日常生產活動，甚至能像生物體一樣在不斷學習中生長進化，幾乎不需要人類的干預。比爾期待它可以接手工廠/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務，從而讓管理層能有精力專注於更重要的決策議題。
下圖是比爾為其構建的模型，由三種機器組成。左側的T機器（T-Machine）負責「掃描、分類和模式識別（scansion, group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輸入其中的數據，包括表示財務、訂單、原料、庫存和績效等能顯示工廠狀態的指標。右側的V機器（V-Machine）負責輸出指令，指導生產等其他行為。而位於兩者之間的U機器（U-Machine），就是調配這一切的「適應性大腦」。
在20世紀50年代的工廠中，很容易找到與T機器和V機器對應的部門，而對於U機器的樣貌卻很難想像。如今看來，U機器非常類似一個人工智慧決策系統，具備處理數據、解決流程化問題的能力。但在當時「人工智慧」這個詞語尚未出現，數字計算機的算力也不足以處理邏輯復雜、數量龐大的數據。既然「數字」的方法行不通，比爾就轉向生物和化學領域尋找U機器的「控制員」，試圖用另一套「極度復雜系統」去控制現有的「極度復雜系統」。
比爾和另一位英國控制論學者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瞭解更多請見《控制論的華麗公子、激進的對話者戈登·帕斯克》）合作，嘗試利用有機化學原理和簡單生物系統來構造生物計算機（biological computing）。通過操控有機系統的適應性行為形成具備簡單「智能」的U機器。他們嘗試了老鼠、水蚤（daphnia）、甚至是一個微型池塘生態系統。可想而知，這些東西構成的工廠「大腦」幾乎不可能產生可控的適應性行為。因此控制論工廠的構想很快就擱置了。在之後的設想中，比爾將人類移回了系統的中心位置。
• 可生存系統模型
可生存系統模型（the viable system model）是比爾之後工作的重心。理論的重點從構建一個自動化的中樞，轉變為優化組織各部分之間的信息溝通和響應效率。但目標仍然是讓系統能適應環境，最終具備可生存的能力。
比爾在該系統模型中建立了對人類神經系統更完整的映射，以便使其能應對更為復雜的管理狀態。下文我會分別從人體神經和公司組織兩個方面對照簡述每個子系統。不過要注意的是，雖然多數人將組織的基層（執行子系統）視為高層（管理子系統）的下級，因而只能被動執行後者的決策。但比爾在可生存系統模型中，盡力弱化這種等級制度，僅僅將其視為信息傳遞迴路上的順序差別。
下圖是《公司的大腦》（Brain of the firm）一書中，可生存系統模型人類神經系統和組織（公司）的對照模型。
可生存系統模型具有五個子系統。
系統1是「交感神經系統」（sympothetic system），在右圖中是組織的1A-1D四個子部門。它們和其所在的環境直接接觸，並且能對局部情況做出反應。例如人體的心髒和工廠的某條生產線。
系統2是「脊柱」（spinal column），是各交感神經匯合的樞紐。在右圖中是各子公司或部門之間的橫向通信渠道。它幫助系統1中的各個部分交換信息、相互協作，適應其所處環境。類似身體上無需有意識驅動就能做出反應的部位。
系統3類似於「腦橋、延髓」（pons, medulla），是維持生命基本必要行為（循環、呼吸等）的中樞。在右圖中則表現為一個負責組織日常管理的運籌學小組，運作所有子部門的業績模型。並且在此基礎上實現兩種功能第一，向系統1傳遞系統4和5的信息，從全局角度協調系統1子部門之間的合作，保持組織的穩定性；第二，定期匯總系統1的信息，過濾後傳達給系統4。
系統4是「間腦和神經節」（diencephalon, ganglia），是腦干和腦半球之間的中繼站。在右圖中雖然處於系統3的上級，但實際上像是與其互補的管理部門。系統3負責日常管理，系統4則負責責中長期的規劃和決策。因為其具備外部視野，正如間腦中的匯集了聽覺和視覺神經的後丘腦一樣。美國技術史學家安德魯·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認為系統4的功能就類似於上文中提到的T-U-V機器。
系統5是「大腦皮層」（human cortex），是意識產生的源頭。在右圖中表現為董事層。通過匯總的信息和對外部環境的認知，主動制定政策，做出方向性的決定。
5級系統中1-3負責組織的日常運作，4和5負責組織的未來發展方向。該模型大體上仍然很像一個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型，不過比爾希望通過此解決組織中的集中決策和各部門自主性之間的矛盾。這體現在集中體現在兩點之上
第一，比爾鼓勵同一層級之間的相互溝通、協調甚至是彼此制約，使其具備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行動和自我糾錯能力。例如系統2對系統1的橫向溝通，以及系統3和系4的分工協作。
第二，保持不同層級之間的多通路溝通，在決策層做出錯誤決策時，其他通路可以通過提供「負反饋」（通過輸入來減弱之前的幅度）糾正錯誤。比爾為了防止系統4、5信息過載，為系統主通路設計了過濾機制。但是他在此之外又提供了信息冗餘通路，以消除信息的誤傳。系統3-5分別由多位成員組成，因此主通路中本身就包含有幾條不同的通路。同時，系統1在遇到緊急情況時，可以繞過系統3向系統4、5發送被比爾稱為「欣快痛覺」（alegdonic）的信號，以便更快速的解決緊急的具體問題。
由此，整個可生存系統模型就成為了一個相互耦合，各部分彼此協調的的適應性組織。既能集中管理迅速調動資源應對外部變化，也能讓各個部門享有充分的自主性，快速糾正內部的錯誤決定。這一切的關鍵就是各種數據和信息在系統內快速、有序的流動與反饋。管理者可以通過這套模型來理解公司的狀況，迅速響應。
4.Cybersyn與阿連德政府，兩個未竟的理想
斯塔福德·比爾從1971年11月到1973年7月之間曾先後七次來到智利，提供經濟方面的顧問服務。因為主導智利經濟改革的國家開發公司的第三號人物費爾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認為，比爾在中心化（一致）和去中心化（自主）之間找到平衡的管理控制論與阿連德政府民主社會主義的執政思路不謀而合。比爾的這段經歷幾乎貫穿了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的執政生涯，因而他本人連同控制論本身也被捲入了冷戰錯綜復雜的地緣政治之中。下文我將嘗試盡量簡潔清晰地敘述這段歷史，以及控制論在意識形態爭論中所遭受的非議和誤解。
• 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智利政府
1970年10月，智利的社會主義政黨「智利人民團結陣線」在大選中勝出，成為了第一位由選舉產生的社會主義政府。此前的一百年里，智利的政權已經通過多黨選舉實現了多次穩定的政權更迭，在獨裁軍政府遍地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實屬異類。原因之一便是智利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豐富，人民生活尚算富足，人均收入在60年代就已經高達600多美元。穩定的經濟早就了相對穩定的社會，軍隊嚴守中立不干涉政權更替。但是智利國內貧富差距很大，而且重要產業多有美國資本的介入。
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任智利總統。他雖然領導著一個人社會主義政黨聯盟，但阿連德本人一生中從未加入過任何黨派。他的政治路線也與冷戰時期的兩大陣營都截然不同，他決定探索「第三條路」，能兼具蘇式的效率和美式的靈活，在政府的集中管理和自主性間找到平衡。阿連德希望在不改變現有社會制度的情況下，用漸進改革的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對產業和經濟施行溫和的社會主義改革是阿連德政府的執政要點。
智利一直以來穩定的政治局面造就了阿連德這種樂觀的想法，但身處美國後花園的南美小國豈能在冷戰的漩渦之中獨善其身。無論你的路線多麼溫和，如何宣稱不和老大哥站隊，一旦身上帶有「社會主義」的標簽，在美國看來就是需要被顛覆的對象。而且除了意識形態之外，阿連德將銅礦等重要產業收歸國有的動作也確實觸動了美國的利益。因此阿連德政府從執政之初就不斷受到美國的各種輿論干擾和暴力破壞。諷刺的是，由於阿連德宣稱不實現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智利在此期間幾乎從未受到過勃列日涅夫的任何實質性幫助。
阿連德政府最開始實施的工人權益、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政策帶來了短時間的上揚，但之後美國及資本主義世界的禁運封鎖讓智利無法獲得外匯儲備和其他國家的支持。智利的經濟狀況在內外交困之中持續惡化。到了1973年初，貿易逆差達到4.38億美元，物價在過去一年里上漲了180.3%。
阿連德政府從最初就希望找到一種新的產業管理方式，既能符合阿連德「第三條路」，又能快速在經濟中產生作用。主導這項工作的是弗洛雷斯，他當時作為工程師就職於智利最大的國有企業國家開發公司。三年後，年僅30歲的他升任至阿連德政府的秘書長。1973年9月11日，在皮諾切特發動的軍事政變中，弗洛雷斯被阿連德派去和軍政府談判，但立刻被逮捕關入監獄。而總統阿連德拒絕投降，在總統府抵抗到了最後一刻並最終殉職。在此之前，弗洛雷斯始終處於這場改革（以及智利政治漩渦）的中心。
1971年7月，弗洛雷斯寄給比爾一封邀請信，信中表明他希望「在全國范圍推廣科學的管理和組織方法」，他認為比爾的管理控制論能在智利的新政府中發揮作用。這封信及其產生的波瀾或許沒能改變阿連德政府的結局。但卻切切實實地改變了弗洛雷斯和其他參與智利專家的命運，當然，同樣被改變的還有斯塔福德·比爾的人生。
• 賽博協同Cybersyn
比爾收到弗洛雷斯的信之後，在1971年11月第一次前往智利，與弗洛雷斯組建的專家團隊共同開發Cybersyn系統。比爾的工作是在智利政府的主導下構建一個包含了組織架構設計、軟體編寫和硬體設計的實時經濟管理系統。
比爾面對的不僅是逐漸惡化的經濟環境，還有極為有限的技術資源。智利當時僅有四台大型主機，其中三台是IBM System/360。而且智利政府的外匯儲備由於經濟封鎖日益吃緊，也無法再從國外進口昂貴的新機器（智利采購的第一台主機IBM360花費了200萬美元的法國信用證）。比爾僅被允許調用一台主機進行數據處理，而與企業和部門之間的數據傳輸只能使用智利已有的電傳打字機。
從最終的結果來看，Cybersyn有四個主要的子項目：cyberstride（統計軟體），cybernet（電傳網絡）和CHECO（經濟模擬器）以及Opsroom（指揮室）。
第一個子項目Cyberstride是Cybersyn在1972年3月比爾第二次到達智利之前的名字。之後為了應對智利復雜的經濟狀況，項目被擴充為Cybersyn。Cyberstride是用於「工業經濟信息和控制的初步系統」，用各個產業的變量和數據建立經濟模型，通過檢測數據的變化控制宏觀經濟狀況，進而指導後續的經濟政策。這個系統類似於可生存模型中的系統3。於1972年11月底投入使用。
第二個子項目Cybernet是用智利比較普及的電傳打字機構建的全國通訊網絡。每台電傳機都有一個身份識別號碼，可以撥打與其建立連接，但實際上每個公司都每天只能傳輸一次數據。如果將各個公司視為可生存系統模型中的系統1，那麼比爾對Cybernet的最初構想是類似於系統2和其他信息渠道的集合體。但由於硬體短缺，最後建成的網絡並不支持公司間的橫向通訊，只能作為垂直層級單線溝通的工具，這便讓所謂的「自主性」大打折扣。盡管如此，Cybernet還是在智利的關鍵社會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這點之後卻讓Cybersyn被批評為集權統治的工具，並且最終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公眾對Cybersyn的整體印象。
比爾為了彌補硬體短缺帶來的缺陷，比爾設計了一個名為Cyberfolk（實時通訊渠道）的補充措施，類似可生存系統模型中「欣快痛覺」機制，為了讓工廠和公眾表達他們對政府的態度（滿意或者不滿意）。Cyberfolk的具體形式是在每個工廠和家庭中設置一個半圓形的量表，表盤兩端分別代表」不滿意「和「非常快樂」。指針擺動顯示僅表示滿意程度而非具體意見，指針的不同位置會輸出相應電壓，最後匯總到政府形成整體的感覺趨勢。但是該量表傳達的信息過於模糊，政府無法有效做出解讀，Cyberfolk最終並未投入使用。
第三個子項目CHECO的全稱是（智利經濟[CHilean ECOnomy]），旨在建立一個能模擬智利經濟的程序，預測未來的經濟行為。比爾使用了傑伊·福瑞斯特（Jay Forrester）開發的DYNAMO程式語言，期望CHECO能具有可生存系統模型中的系統4的功能。但由於數據量和更新頻率都遠遠達不到要求，因此該模型的預測結果既不快速也不准確，CHECO項目也隨之擱置。
第四個子項目Opsroom是一個參考英國二戰時期作戰室設計的指揮室，旨在打造一個總覽全局制定政策的中控室，相當於可生存系統中制定政策做出方向性決定的系統5。伊登·梅迪納（Eden Medina）稱其為「一個未來主義的夢境」，這是一個六邊形的房間，牆上設置了多塊螢幕，顯示從企業和工廠收集的數據。為了降低使用門檻，數據可視化成為了設計中的重要考量，不過依照當時的技術大部分的可動圖表還只能使用疊加幻燈片層的顯示方式。七個玻璃纖維材料、紅白配色的座椅呈環狀佈置，扶手上的按鈕可以操控螢幕。這些英國生產的螢幕由於美國的封鎖，只能通過走私進入智利。
Opsroom於1972年12月底建成，阿連德在不久後曾到此參觀。雖然這里從未真正投入使用，但Cybersyn的參與者都將其視為整個項目的象徵。Opsroom指揮室中有一個螢幕專門用來演示完整的可生存系統模型，比爾似乎是想提醒參與者們Cybersyn的理想樣貌。
1972年4-9月之間，智利團隊和英國的外包團隊加班加點，終於趕製出了Cybersyn臨時套件，並於11月投入使用。但是由於智利復雜的政治經濟現實，該項目完整構想從未真正實施過。它當然也未能以比爾和弗洛雷斯設想的方式改變智利的處境，反倒是智利的政治現實形塑了Cybersyn的實際面貌。
• 關於「控制」的爭議
1973年1月7日，英國觀察者報的一篇報導《計算機掌管智利》（Chile Run by Computer）將比爾和Cybersyn推上了風口浪尖。該文章作者從未采訪過項目的核心參與者，僅僅通過其他渠道側面挖掘消息以爆料的方式寫出。報導將Cybersyn系統描繪為政府秘密開發的工具用以實現對智利民眾「老大哥」式的控制，是極權主義的象徵。這無疑曲解了Cybersyn的形象，該項目雖未主動尋求過媒體曝光，但也絕非以秘密開發的方式進行。報導顯示出當時西方社會對社會主義的刻板印象，以及對智利實際社會狀況的有意忽視。
某種程度上，對阿連德政府的偏見是一個意識形態刻板印象被自我強化的過程：當阿連德政府被西方社會貼上「極權」的標簽後，以美國為首的國家便對開始對智利實行政治顛覆和經濟封鎖。這導致了阿連德政府無暇延續執政初期提高人民福利促進生產的政策，只能加速企業國有化以鞏固政府控制，應對緊急狀況；而此類措施又加深了西方社會對阿連德政府的偏見。兩者形成了相互強化的正反饋惡性循環。在這個過程中，Cybersyn項目自身也被扭曲，成為另一個阿連德政府「極權」的「鐵證」。
以電傳網絡（Cybernet）為例，它最初的設計目的是用於企業間的橫向溝通並向政府輸送數據，但是政府由於經濟封鎖而沒有財力和渠道從國外購買硬體，最終比爾只能使用現有的電傳機打造向上單向傳輸的網絡。而且Cybernet在正式作為Cybersyn組件投入適應之前，意外地在政府應對「十月罷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月罷工」是發生在1972年10月的一次智利全國性罷工，由幾千名卡車司機發起，企圖通過掐斷運輸讓智利經濟陷入癱瘓。而剛剛建好的電傳網絡恰好為政府提供了與工廠直接溝通的信息渠道，它能繞開效率低下的官僚系統，讓政府命令直達各地，快速組織調配最大程度恢復生產。11月2日罷工結束，Cybernet幫助政府挺過了這段艱難時刻。Cybersyn和控制論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智利「實實在在的影響了歷史進程」。
Cybernet的「成功」使其受到了政治力量的關注，他們希望將其從Cybersyn項目中獨立出來，作為政府信息協作和溝通的手段。這使Cybernet逐漸脫離了原有的控制論語境，簡單地成為了「控制」的工具。這恰恰又強化了Cybersyn在公眾輿論中極權政府集中控制民眾的工具的形象。
為此比爾不得不出面澄清。1973年的整個春天，他的精力都放在這場關於控制論和Cybersyn論戰之中。1973年2月14日，比爾在演講《為有效的自由歡呼政府中的控制論時間》（Fanfare for Effective FreedomCybernetics Praxis in government）中首次正式對外介紹了Cybersyn系統，希望打消外界關於新的科學技術會導致壓迫的疑慮。
公眾對Cybersyn的誤解一方面源自於觀察者報的報導帶來的第一印象，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傳統觀念中對於「控制」（control）一詞的誤解。比爾早在1959年就曾指出過這一點，他在《控制論與管理》（Cybernetics and Managment）中寫道，「控制」總是和「脅迫性的管理」（regulation which is no more than coercion）聯系在一起，但是在比爾看來，控制論意義中的「控制」更多意味著類似有機系統的「自我調控」（self regulating），這也是他在之後的實踐中所一直貫徹的，賦予子系統或個體足夠的自主性。
有趣且諷刺的是，雖然包括比爾在內的所有早期控制論學者都在強調控制論中人本主義和個體自由的一面，但是控制論所留下的諸多遺產如今似乎都成為了「脅迫性的管理」的最佳工具，例如大數據尋址和高速反饋循環的信息網絡。在當時，就有學者認為比爾所謂的將「權力下放給工人」不過是在自欺欺人。當我們跳出比爾的理論框架審視時，無論他如何強調系統內的橫向溝通和各部分間的自適應耦合，系統的實現都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過程。在多數人看來，這就是將系統的未來寄希望於高位者的能力與道德水平，缺少平級的負反饋機制制衡。
這場論戰不久後隨著阿連德政府被推翻而逐漸消聲。1973年9月11日，軍事政變發動後，Cybersyn幾位核心專家為了避免項目落入軍方手中，成為軍事獨裁政府的統治工具，用最快的速度整理了項目的資料，連夜離開智利。皮諾切特的軍政府上台後，曾經評估過Cybersyn系統，但是其中包含的去中心化和適應性的管理理念，和軍隊中自上而下等級分明的風格完全不同，因此便廢棄了該項目並毀壞了Cybersyn所有已建成的部分。
Cybersyn和阿連德政府一樣，都是一條無法與現實兼容的「第三條路」。標榜「自由」的人認為它不夠自由，實施獨裁的人卻又認為它不夠有效。或許比爾的理論模型的有效性僅止步於公司層面，這一點從Cybersyn的歷史看來尤為明顯。即便比爾設計了一個自洽的可生存系統，但是當這個系統被拋入一個「非可生存系統」的國際環境時，它沒有足夠的適應能力應對外部力量的干擾。我們可以說是因為智利的情況太復雜了，但這恰恰也證明了比爾的可生存系統模型所能模擬的復雜程度是有邊界的。至少在當時，控制論式的信息反饋迴路不足以影響其外的世界。
而戈登·帕斯克就意識到了控制論範式的邊界，他的對話理論研究的是個體間的互動如何導向學習和認知，是關於「學習如何學習」的元理論。但是帕斯克劃定了一個邊界排除了權力的影響，因為權力可以從外部主導對話的走向，導致對話產生的結果很可能與知識無關。而Cybersyn和阿連德政府面對的就是一種權力從外部干擾的情況。
不論如何，這些都只是推論，畢竟比爾的理論模型在國家層面從未真正的實施過，因此我們也就無法驗證其完整版本是否真能像比爾所說的那樣實現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平衡，並具備適應外部環境的特性。
5.比爾的另一半人生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斯塔福德·比爾人生的分水嶺。
此刻讓我們回想本文開篇比爾的精英資產階級的形象。他以外國專家顧問的角色介入智利的社會主義改革，向阿連德政府收取每天500美元的咨詢費，這是頂級歐洲咨詢顧問的價格。弗洛雷斯為他安排了頭等艙和首都聖地亞哥的豪華酒店。這一切看起來都與社會主義改革、爭取工人全一這樣的字眼毫無關系，英國的同僚們也認為比爾的「實際生活和他所說的完全是兩回事。」這讓Cybersyn所宣稱的為工人賦權的目標變得極為可疑，而比爾本熱被描繪成了一個幫助極權政府控制工人的富裕資產階級商人。
這種評價當然是不公平的，雖然比爾口若懸河的特點確實讓很多人對他產生誇誇其談的吹噓商人的印象，但他從來都是一個真誠而善良的人，他對朋友從來都是毫無保留的慷慨。英國控制論學者艾什比和帕斯克的職業生涯和經濟狀況都並不理想，比爾便為兩人在學術機構中謀求職位而奔走。他甚至在推動了倫敦新布魯內爾大學國家控制論研究所的建立，旨在為戈登·帕斯克提供教職，帕斯克之後在這里培養了英國第三代控制論學家。
智利的經歷讓比爾在政治和輿論的漩渦中不斷掙扎，他看到了兩種世界的參差，感受到了現有生活與真實內心之間的割裂，1973年初，正當智利國內的情況惡化反對派政變的流言四起之時，比爾的妻子不希望他再與阿連德政府來往。但比爾仍然堅持先後兩次前往智利。1973年7月26日，比爾和阿連德最後一次會面後返回英國。一個多月後，就傳來了阿連德政府被推翻的消息。曾與他共事的許多智利朋友也失去工作，甚至像弗洛雷斯一樣被捕入獄。比爾在對自己體面而優渥的生活的審視中，正式走向了另一種人生。
自1974年起，比爾放棄了物質財富，獨自搬到威爾斯偏遠地區的一座不通水電的小石屋里生活。他仍然繼續著關於控制論的研究，不過他在此後幾年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從皮諾切特的高壓統治下解救他的智利朋友並安頓他們在新國家的生活。直至1976年，他終於在大赦國際的幫助下使弗洛雷斯獲釋，並幫助其流亡海外。比爾為了幫助這些智利朋友幾乎傾盡家財，他在給馮·福斯特的信中提到「這個業務太花錢了。」
比爾在小屋里度過了大半餘生，他像嬉皮士一樣生活，教授瑜伽，產出了數量和質量都十分驚人著作，包括理論書籍、詩集和許多畫作。
2002年8月23日，斯塔福德·比爾多倫多去世，享年75歲。英國運籌學會設立了斯塔福德·比爾獎章，授予「信息系統或知識管理領域哲學、理論或時間最傑出的貢獻」。
最後，讓我以自譯的一首比爾的詩作結尾，該詩收錄於1986年出版的《鵝卵石到計算機線程》（Pebbles to Computers The Thread）一書中，題為《 Computers, the Irish Sea》。
那片綠色的計算機海洋
及其所有的分子邏輯
覆蓋了系統的方寸之地
一個大過我腦的大腦
在跨越平淡黑板水面的船頭
寫出泡沫狀的方程
它所處理的變量
航海家們也無法列出
大過他們的集合
正解層疊涌來
無過無垢
只有綠底上純白的積分
潦草地書寫遞歸地計算
那片綠色的計算機海洋
在一種震撼你我的規模之上
所有人瞠目呆坐
把難以消化的果皮擲向海鷗
卻無人講清一個方程
所有的東西、流動的丟番圖
階數為億萬無窮
模擬自身。轉上一圈
繞過甲板，便理解了
所有發生之奧妙
如是寫下，自我因由
參考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