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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中的善與正義

前言:正義的問題自古是眾多哲學家或者是政治學家探討的主題,在古代希臘的政治觀念中,正義(Dikē)是其中的一個核心觀點,它是對社會政治生活進行價值判斷的標準。本文從悲劇詩人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入手,追問為什麼我們需要社會正義、什麼是正義的社會以及社會正義的目的是什麼的思想之旅。

人本質上是一種有所追求、有所依賴、有所依戀的存在者,人類的善也是以這種方式構成的。因此人特有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本質上就是脆弱的,這個事實在古希臘悲劇作品中被深刻揭示出來。本文試圖通過古希臘作家對價值衝突的深刻認識來反思當代倫理思想和其在現當下的指導價值。

01丨《安提戈涅》

一、故事梗概

克瑞翁(Creon)由俄狄浦斯(Oedipus)讓位而成為新的國王,俄狄浦斯的一個兒子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為保護城邦而獻身,而另一個兒子波呂涅克斯(Polynices)卻為了權力背叛城邦,勾結外邦進攻母邦後失敗而戰死。戰後,克瑞翁給厄忒俄克勒斯舉行了盛大的葬禮,而將波呂涅克斯暴屍田野以示懲戒。克瑞翁下令,誰埋葬波呂涅克斯就處以死刑。

然而波呂涅克斯的妹妹安提戈涅(Antigone)毅然以遵循「天條」為由埋葬了她哥哥,於是她被克瑞翁下令處死。與此同時,克瑞翁遇到了一個失明的占卜者忒瑞西阿斯(Tiresias),說他冒犯了諸神。克瑞翁後悔後去救安提戈涅時,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兒子海蒙(Haemon),也是安提戈涅的未婚夫,站出來攻擊克瑞翁而後自殺,克瑞翁的妻子(Eurydice)聽說兒子已死,也責備克瑞翁而後自殺。

正如眾多古希臘悲劇一樣,《安提戈涅》在眾人的死亡中落下帷幕。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中的善與正義

二、《安提戈涅》中的衝突與簡單化

首先是主角安提戈涅對家族死者的責任是最高的法律和絕對的情感所在。安提戈涅就是根據這個簡單的、自足的責任體系來建造他的整個生活,以及他對世界的認識。這導致其在遇到矛盾時,仍使用其固定不變的價值體系做出判斷。她將自己的責任無情地簡單化,其一心一意強調的是對死者的責任,於是帶來了一種對前程、尊重和正義這些價值的奇特組合。

更重要的是安提戈涅對虔誠也是「即興發揮」的。她談到了對宙斯的忠順,但她也拒絕承認宙斯同樣是城邦的保護者和厄忒俄克勒斯的援手。因此安提戈涅自身的虔誠也不是完整的,更準確地說她是選擇性的虔誠。以上種種構成了其自身正義的矛盾性。

同理克瑞翁在悔恨之前,對正義的理解也具有單一性和簡單化的特點。克瑞翁在眾多議論中飽受批評,但我認為雖然其忽視了自然法,但在自身城邦國王的立場上,他制定的法律在社會正義性上並無錯誤,更甚者我認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將這個角色轉化為了城邦利益的極端代表。因此,無論是安提戈涅還是克瑞翁,事實上兩者都是以不同的層面,將世界的道德規則簡單化從而來逃避其矛盾性。兩種逃避都是將單一個人價值成為終極目標,將單一責任遮掩了其他義務的體現。所以在我看來,這二者在正義性上並沒有什麼差別。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中的善與正義

三、對《安提戈涅》正義的矛盾反思

另一個方面展現的是二者對立的正義價值判斷。

兩者之間的矛盾詮釋了城邦義務和家庭責任、宗教與政治義務之間的矛盾。有趣的是無論是故事的結局還是歷史上幾乎所有的評論家,都認為克瑞翁是在心理和品格上有缺陷的人。即使是納斯鮑姆對安提戈涅其自身信仰矛盾性進行分析後,依然做出了主角更加高尚的判斷,其原因主要是基於以下三點,我將分點論述對其的反思

第一、納斯鮑姆認為安提戈涅對城邦價值的不敬遠遠比不上克瑞翁觸犯宗教神律的過錯。這點作為無神論者非常難以理解。因此我將此條原由轉譯成更容易接受的理念,即不是所有價值都與城邦集體利益相關,這也意味著其認為有更大的價值應該在城邦價值之上。這種價值對立可以呈現為政治義務與家庭義務、個體良心之間的對立上,用中國人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忠孝難兩全」等。由此引出對法律的思辨,當法律作為最高准則,是否有其他的正義可以對其更改?同時一旦代表最高社會正義的法律可以被其他正義修正,尤其是文中這種扁平化、簡單化的正義修正,那法律就失去了價值,其造成的社會混亂和破壞性遠遠大於正義之間矛盾和善的脆弱性等等問題的討論,無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犯罪。這也導出了「公民不服從」的問題。現如今很多的文獻將安提戈涅作為反抗定權威性、不向世俗權勢低頭的偉大女英雄形象是極為片面的觀點。整個故事反映的是城邦法作為一種社會性質高級法與安提戈涅所代表的世俗觀(世俗法)之間的衝突。這源於人對善的追求。人本質上是一種有所依戀的存在者,人類的善也是以這種方式構成的。因此人特有的好生活的追求在本質上就是脆弱的。

第二點納斯鮑姆提出安提戈涅對善的追求是個人行為與他人無關。

第三點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安提戈涅隨時准備冒險並犧牲自己。在納斯鮑姆看來這些品質是克瑞翁所沒有的。我無意去評判故事中二者價值矛盾里誰更具正確,但納斯鮑姆提到的這兩個美德是否具有社會正義性我認為有待商榷。作者提出安提戈涅個人行為的承諾,是「過程正義」還是「結果正義」,即其認為「自身行為對他人的無影響」是對自身行為的定義還是對行為結果的定義。從故事的結果看顯然不可能是後者。因此我們反思,為了正確的事而造成了更加錯誤的結果,是否能稱之為正義性?這同時也映射了現在對執法的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的爭論。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疑罪從無」的代價,然而在立法層面,為了達到更大的社會穩定和正義,這些是必然需要付出的代價,即普世認為更符合社會正義的目標。然而悲劇中安提戈涅追求其自身正義價值觀所造成的的結果正好相反,她的行為過程雖符合人們對善的追求和正義性,但顯然對城邦集體造成了更加負面的社會群體效果。這體現了人類受各種「運氣」(這里的運氣並不是指因果上的邏輯關系或者緣分,而是代指隨機情況)的影響,正義內部的衝突也隨之轉化。

由上述對悲劇的討論,得出價值的多樣性以及他們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其表明了一些脆弱的單一價值也是危險衝突的根源和激情顛覆的時機,試圖把衝突排除出去的那些策略也使得每一個這樣的價值自身更加穩固。

02丨社會正義的哲思

社會正義是一種盡可能調和在「運氣」的影響下,各方價值衝突的一種手段。這也引發我們思考什麼是正義的社會。世界上包含著各種正義觀,幫助朋友,打擊敵人,擔負社會責任,履行家族義務等等。

《安提戈涅》中的衝突只是正義在隨機性的影響下的冰山一角,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正義作為相對約定俗成的共識,會隨著地點、時間、情況、立場等等元素改變,這也就是前文《善的脆弱性》中「好運」的概念,即正義既不是永恆的、也不具有普遍性。然而在社會正義中,我們必須承認需要一種統一的標準去調和各種衝突以達到每一種價值觀的穩固。

一、《理想國》中的國家正義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中的善與正義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對國家正義的理解正好與前文提到的「好運」影響下,善的脆弱性和正義的非永恆相對。柏拉圖反對正義的經驗性認識,主張將正義納入理性的考察范圍,並通過對正義的經驗性認識的「辯證」歸納,挖掘出正義的本質,再根據正義的本質設計出符合正義的社會制度,建立理想的國家。他認為一個善的國家必須同時具備智慧、勇敢、節制這三種德性。在柏拉圖看來,理想國家既是按照正義的原則塑造的,又是正義得以存在的場所。柏拉圖力圖通過理性的思辨找到並歸納出正義的最高原則,以此作為建立能夠達到公民集體幸福的理想國度的根本指南。這也造成了《理想國》中很多的思想有點「反人性」,其要求在普世價值觀中略顯苛刻。

很顯然柏拉圖所追求的理想國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極難實現的,主要原因是其雖然力圖通過理性思辨來歸納正義,但忽視了人終究是一種理性的動物,其智能和情感都具有動物性的規定。塑造我們的所居環境不僅是發展和行駛能力的一個必要前提,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必須要生活在一系列社會關系中,這就要求與這些關系的正常發展和化為相應的社會政治制度。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始終追求社會正義的原因。

03丨當代反思

古希臘的哲思在當代還是否具有指導價值?在古代,「共同體」形式主要是基於血緣、地緣和宗教之上,而現代的社會是一種「脫域」的狀態。在現代社區共同體不僅代表著地域聯系,還有在科技發展與社會生活影響下的一些衍生性關系。其具體表現為在現代性的沖擊下個體意識覺醒並被放大。現代社會的多元結構使越來越多人的生活遷徙不定,持續變化、不斷流動。每個現代的個體都具有高度的差異性,並始終在一種相對衝突的環境中調試自己。因此現代性從一定程度上是將人們從家庭、家族、地區中解脫出來。

但這並不意味著共同體概念被消解了,不同於傳統的城邦共同體在價值觀念上的同質性,現代社會共同體展現的是一種以理性和差異性為特徵的個體之間的聯合,展現了更為復雜的社會正義價值。在個體意識被無限放大的資訊時代,若每個人的仍然保持著如《安提戈涅》為代表的簡化單一正義,那顯然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因此追求社會正義的需得到進一步的重視。

一、微觀語境下的建築社會實踐

由上文得出,我們始終倡導使每個人的基本功能能力得到充分實現。我們所追求的是通過把自己對自由主義的根本觀念(每個人應得到平等的尊重與關懷)的承諾和對人類的基本功能的能力的理解相結合,從而設計公正社會——政治社會的基本約束。

如果以微觀的社區為例,現在很多建築師所扮演的更多的是社會學家的角色。林達老師在「遠程方法論——去中介化的城市發展及設計」中梳理了兩種創新與改造模式舊有權威主導的大資本介入自上而下的改造模式;集群決策式的自下而上的更新模式。二者的結合是現有最良性的社會公正性模式。另一方面社會也必須向人類提供按照這些能力來行使功能的機會。這也是現在我們將建築師的身份引導向一種秩序的架構者,建築師從單純設計物的優化,轉向設計意識形態上的構架,並將改變物的權力重新還於大眾的原因。

正如德波在《景觀社會》中描述資本主義的二次升級,從控制勞動力到控制資源最後轉向控制景觀。資本以製造景觀的方式引導社會消費需求以達到控制生產的目的,使得社會的公平性進一步地傾斜。古希臘的悲劇讓我們反思對現在社會公正性的探討,人們追求善的生活的脆弱性在這個時代也是如此。建築師可以成為景觀的創造者,服務於消費主義的日益膨脹,這類建築以文和友為代表,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商業成功;建築師也可以選擇成為社會秩序的服務者,深入社區關系和社會公平的服務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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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居伊·德波.景觀社會[M]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
  • 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中的善與正義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