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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故事丨交錯的世界(一)

終於,汪洋到了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的海關入口前。他伸出手穿過幾個高大斯拉夫人身體間的狹窄空間,將手掌大小的暗紅色本子遞給接待員。接待員面無表情,翻開護照,點點頭。現在他只需要接受那個坐在海關閘口的透明玻璃小格子里的正式官員的檢查——謝天謝地,汪洋終於排上隊了——這里的海關是個漏鬥,淚水、汗液、空調灰塵和飄著的西瓜酮混合出了新的味道,一種紅眼航班的味道,一種沸騰的海水的味道。

海關官員是個年輕人,金色中發,穿著深色制服,上衣口袋里插著三支顏色不同的原子筆。他從沒用過這三支筆,但他喜歡它們在胸前的碰撞,假裝那是勛章。護照穿過玻璃擋板上僅有的狹小開口,落在桌上發出啪的聲響。海關官員抬起頭,左眼挑起,眉毛上多了三道弧線,眼神里既有無聊也有困惑。接著他扭頭看向汪洋身後不斷延長的隊伍和不停沸騰的海水,嘆氣搖頭,無可奈何。

汪洋走進機場大廳,這里沒有座位,甚至很難說是大廳。旅客來來往往,像他一樣的疲憊、蒼白、不知所措,仿佛置身於迷宮,腳步聲在圓頂下重疊。巨幕玻璃外的鴿子咕咕叫著。跑道路燈發出淺黃亮光,流過車窗,一旁的地勤穿著反光馬甲,看見航站樓里的影子。過去的十二小時,汪洋一刻也沒睡著。他靠著牆,用力吸氣,面前只有一條路。

一條筆直、狹長、鋪著花崗岩、吊頂燈管照明雪白的路。成串的指示牌黃底黑字,遊客抬頭就能看到。俄英雙語,偶爾出現阿拉伯語、中文和法語。但這條路不通往任何地方,確切地說,不通往登機口。

它的盡頭是免稅店。一個正方形透明區域,圍了圈紅色招牌。店內掛著迪奧和香奈兒的海報。接近三米高的約翰·德普捧著吉他,雙手被篝火染成橘皮,臉上有米色射燈的圓環,盯著走過的顧客。五號香水和德普一樣高。

汪洋走進免稅店,聽見購物推車車輪的響聲,出現在左邊,沿著弧線,慢慢移動到右邊,旋轉。當他們走過貨架時,他們就去抓上面的東西。有人拿著帆布袋,上面印著張笑臉,圓滾滾、胖乎乎,純粹的卡通形象,看不出族裔和性別。汪洋猜測它可能是個男性,因為它的短發,當然他也知道這樣的猜測非常冒犯。它的樣子歡快、可愛,缺了一口牙,表現出某種愉悅的同時又帶著人畜無害的愚笨和童真,隨著布料滾動。他在玻璃瓶中翻閱,找出一罐蜂蜜,放進包里,接著在四排彩色紙盒子里尋找。汪洋往前走,從指示牌下經過,進入道路轉角,看見一些日語羅馬音。植村秀,汪洋這認識它。他聽實習生們聊起過這個牌子。

這是《調性》雜誌社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實習生們會一起去聚合大樓旁邊的購物中心的地下廣場吃午飯。那是個下沉式的圓形空間,開著十四家餐廳和兩家花店,香水專櫃間穿插著面對年輕市場的設計師服裝品牌,但還沒有哪個品牌能從地下一層搬到地上一層。經常有人從那里帶花回來,而這些花會在之後一周被陸續丟進垃圾桶里。午飯期間,實習生們會針對未完成的工作以及一切從正式員工,也就是編輯,手里兜兜轉轉來到自己身上的差事展開討論,其中談到的最頻繁的事是在實習生們看來毫無必要的、編輯口中的「實際錯誤檢查」,編輯們用來稱呼撰稿人作品里真的需要被刪除或修改的字眼的詞語,和「校對范圍」、「文本流」、「軟拷貝」、「硬拷貝」、「開發」、「發展性編輯」一起享有一本專門用來解釋含義與工作場景的薄薄的白皮書。在這項工作中,實習生們只需要將他們相信的撰稿人寫作過程中犯下的錯誤和Word文檔的自動拼寫檢查功能認為的「錯誤」區別開來,然後用不同顏色的下劃線進行標記——關於下劃線顏色使用的具體細節寫在他們入職時人手一份的《格式規定》的pp12~14——再然後把被標記文檔副本和原始文檔都用電子郵件的形式轉交給領導他們的編輯。

不少實習生認為,此舉極為低效,因為通常撰稿、編輯、實習生們都在同一個區域辦公,有時實習生的工位還會被安排在撰稿旁邊。他們可以直接詢問撰稿關於文檔的意見,效率應該會大大提升,減少編輯所需付出的精力和時間。只有極少的撰稿有專屬的助理編輯和主編,相比於待在聚合大樓,他們把更多時間花在了機場。但實習生和撰稿直接進行溝通的行為在《調性》內被明令禁止。所以,針對這項規定的抱怨總會在實習生們的午餐探討達到對話高潮的時候忽然插入,把他們抑揚頓挫的語調和臉上露出的更多在青少年討論政治問題時容易出現的不甘推向一種隱而不發的憤怒。這些與他們小心翼翼的用餐姿勢和干淨清晰但環環相扣沒有盡頭的說話方式形成極大對比。

他們幾乎總是穿著比地下廣場里像樹杈那樣包裹著餐廳的設計師品牌售價更高的衣服,極為克制的黑白灰,以在大學時會被同寢嘲笑為過分正式的姿態向共進午餐的每位同事傳遞他們心中的《調性》應有的調性。汪洋曾在他們結束午飯回到四十一層後問過他們為什麼不點外賣的問題,那樣他們就不用把用抓鬮的方式選出今天中午誰先在編輯的矚目下離開工位,走進電梯,下沉到0層大廳,穿過馬路沿江岸走十五分鍾去到地下廣場,接著孤零零地站在廣場中央的褐色正方形瓷磚上給他認識的每個同僚發消息問他們是否有意參加團體午餐並且確定餐廳是哪個當成是每天早上的第一件大事,也不用在午餐時忙著感謝他人的幫助。並且原本汪洋有更多的,很適合放進《調性》只有一頁的日常版面,再不濟也能為內容大綱增加點樂趣的問題,譬如,什麼時候該做出是否參加聚餐的決定?為什麼他們選擇的簡餐遠遠多於正餐?怎麼判斷中午該吃沙拉還是碳水化合物?如何計算盤子里的蛋白質上的醬汁的卡路里總數?還有一些更加衍生的話題,諸如,那些餐廳怎麼樣?值得排隊去吃一頓嗎?你真的會往《調性》上投放寫他們的文章嗎?還有什麼餐廳是他們從來沒有踏足過的?他們是更願意在第一時間趕到新開的餐廳還是願意等待評價後再擇日而定?從體重管理的角度看,奶茶和澱粉攝入哪個更負面?一個人吃飯不行嗎?火鍋呢?一個人逛超市呢?一個人看電影呢?一個人逛游樂園甚至搬家呢?為什麼你們更喜歡迪士尼而不是歡樂谷?該怎麼看待煙花對郊區空氣品質的影響?電子書還是紙質書?有多少是本地人?放在客廳的懶人沙發到底該花多少錢?如果非要比較,是做工還是設計更影響你買衣服?你更喜歡哪個編輯?因為他的性別?為什麼申請了《調性》的實習崗位?為了留在《調性》你願意付出什麼代價?以及為什麼非得是《調性》?為什麼你覺得選擇一種你相信的生活方式如此重要?還有就是你真的相信這里可以實現你想要的嗎?

但是沒有實習生回答汪洋的問題。他們總用靦腆的眼神看著汪洋,支支吾吾,以最無可挑剔的無害的語氣迴避汪洋的問題,極力掩飾著內心對那些提問的反感。這時候,汪洋知道,該回到工位繼續修改報導了。

實習生在過道里慢慢形成了鬆散的團塊。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實習生們總喜歡站著,除非有哪個編輯走進團塊,坐進牆壁里——牆上有個內嵌的圓角矩形,內側裹著紅色編織面料,可以坐兩個人,很安靜。甚至,老實說,安靜地有些詭異。人們在坐進去的一瞬間就會意識到,四十一層的噪音是種虛構,聲浪之下沒有任何東西——否則他們不會坐下。

一位發行編輯實習生站在團塊中心,穿著很有趣的紀梵希西裝。純黑色,沒有扣子,取而代之的是一枚回形針樣式的鎖扣,一塊銀色金屬,連接著流蘇下擺。她加入《調性》的時間只有三天。人事經理親自帶她走進了四十一層,什麼也沒說,也沒對她漫不經心的態度做出評價。她站在辦公區通往電梯的直角上,左手叉腰,右手甩著工牌。人們的臉滑過工牌表面的透明塑料。現在,她嚼著口香糖,沒摘耳機,戴著玫瑰金手鐲的右手伸出幾根手指托住臉部弧線,微微側頭,看向窗外,想要做出那種只會出現在廣告攝影模特臉上的遙遠和不在乎的眼神,並同時保持微笑,看著極為可笑。接下來的幾天里,編輯們肯定能聽見實習生的嘲諷。她身邊圍繞著兩個助理編輯實習生和兩個版面編輯實習生,看得出來其中一位剛剛分手,下了極重的眼影蓋住紅紅的眼眶,以至於看上去有點像兩個大號黑眼圈(更多出現在從更高的樓層意外走下來的員工的臉上)。發行編輯實習生忙著安慰她,把手放在了她的背上,從發行編輯實習生的表情不難看出,她討厭普拉達。時尚板塊的實習生喜歡待在團塊外圍,穿著剛剛收到的樣品,享受來自團塊內的隱約羨慕。截止目前,團塊里還沒有男生,可編輯卻奇怪地由男性占據了主導。

發行編輯實習生說話時的聲音很小,汪洋只能勉強聽清。她在講述一些交往中的細節。很顯然談論自己的男友可以取悅構成團塊的大部分人,同時又不會觸怒餘下成員,至少在表面上不會,並且也不用徵得當事人的同意,哪怕她的確在談論極為具體的細節。他在距離聚合大樓不遠的金融公司上班,剛剛升職成了投資經理,就在戀愛紀念日當天(禮物是這個手鐲。她相信她們明白她的意思,正用小拇指摸過手鐲表面,大概螺絲釘內凹的觸感就是它的價值)。他們沒有回家,在能看到江景的酒店訂了間高級大床房。我的體脂率是20%,她打開回形針扣子,露出腹部兩側帶著陰影的線條。西裝夾克里面還剩一件灰色運動內衣,勒住下胸廓的松緊帶上沒有商標。實習生里有人一下子就認出了這是Lululemon。她脫掉套裝西褲和高跟鞋,赤腳走到窗邊,接著脫掉內褲,在床上坐下,立刻往屁股底下墊了個鵝絨枕頭,看著江景,不准男友脫掉白襯衫和褲子,要求他跪下來。她以前有過直接往時尚界發展的念頭,她所在的爾灣分校有很多同齡的女生想要這麼干,是一種顯著的潮流,她覺得自己不應該放棄。於是她嘗試了幾個月,僅靠苦菊和聖女果活著,每天花一小時在健身房慢跑,偶爾在沙拉里加幾片薄切的生三文魚。很快,烤焦的蛋白質氣味就填滿了她的夢境,她會因此驚醒,感覺血液被抽空了,然後沒來由地開始哭泣。幾天後,她去找了心理醫生,醫生讓她停止節食,給她開了維生素片,裝在一個透明的橘色塑料瓶里。這讓她意識到自己沒法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也讓她感到難過,好在,在過去的那段時間里,她已經瘦了下來(具體原因是焦慮、憂郁還是自律並不重要,當時她的室友成功靠著健身照片在Instagram上積攢了十二萬粉絲,每天都會收到他們發來的和掛在她臥室牆上的海報高度相似的照片)。之後她再也沒允許自己胖回去過。她說,男友花了很長時間,而那感覺十秒不到就從她的身體里消失得無影無蹤。顯得過去的半小時出奇漫長,非常漫長,漫長得我必須想些更嚴肅的問題才能打發掉它,她說。

什麼問題,時尚板塊的實習生問。那個問題是,她環視四周,看見有編輯抬起頭,雙眼像水面上的浮草,臉上有不解和困惑,但很顯然不打算阻止她。那個問題是,我該不該找個女朋友。實習生們笑起來。笑聲有很多種。有些被捂住嘴的手變得模糊,有些很細碎,有些摻雜著食物尤其是乾酪的氣味,但都很克制,沒有咽喉抽動的聲音,也沒有大口吸入空氣而不停咳嗽的聲音。接下來的一瞬間,笑聲突然停止,實習生們看著別人,目光謹慎而充滿疑慮。他們中大部分人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變得嚴肅,變得沉默,變得深思熟慮,似乎為她的問題觸動。他們都很聰明,來自名校,考試成績極為出色,而且極為擅長價值分析類的問題。所以他們更有可能在思考,從政治正確的角度出發,剛剛的故事為什麼好笑。或者,他們該怎麼回答,他們是不是可以回答,以及,性愛和女同性戀到底有什麼關系。

「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我是說,我已經想了很久了,為什麼不自己試一試呢。沒准這才是我該有的樣子。」她說,「不管怎樣,我很高興我在這里。」

「你是說聚合公司還是《調性》?」

「當然是《調性》。」她回答,「聚合公司太大了,我還沒去過更高的樓層。」

「我去過一次。」分了手的實習生說,她從背後感到了熱量,「和我們這里不太一樣。那里什麼也沒有。」

「但是《調性》什麼都有,尤其是年刊。」另一個助理編輯實習生說,「我希望我能留下來,至少要留到年刊發行的時候。」

「後來發生了什麼?你還沒把故事講完。」終於,有個男性實習生加入了團塊,年級更大一點,老老實實地掛著工牌,沒有把它別在腰帶上,然後把腰露出來。他在其它傳媒公司工作過,是本地人,而且有輛寶馬M4,是父母出錢給他買的。他拿著一盒沙拉,沙拉表面鋪著滿滿的薄切牛肉,撒著白芝麻,還有棕褐色的尼斯醬。它看著太不像沙拉了,有些實習生心想,接著是一段背景里有鍵盤聲和交流電嗡嗡聲的沉默,那些聲音哪里都有,已經不會讓人覺得不舒服了。「而且留在《調性》很困難,留在聚合公司就容易多了。你總是可以選擇其它部門。」他繼續說,透過他咀嚼牛肉片的口腔。從看向他的實習生的臉上,汪洋看見了一些發自他們內心的,他們更願意保留給自己而不是直接說出來的不滿,並且他們陷入了更加復雜的思考。他們不會回答他的問題,連試都不會試一下,因為他們討厭他,功利、世俗、一點問題里潛在的凝視,或者他身上淡淡的汽油味和他對直列六缸發動機的痴迷——有幾天,當他開車駛過地下停車場出口時,他會故意把車搞得很響;就是那種一串,也有可能是接連好幾串的「噠噠噠」的爆炸聲;這不會驚動坐在攔車杆旁的玻璃隔間里的保安,他們很少從手機螢幕里抬起頭,只會驚動站在人行道上抽菸的實習生們——但是他們也不會拖長音節,簡單地回答「那—好—吧」。他們不想這樣,態度上太過敷衍,又太過明顯地展現了好惡,消除了他們想保持的神秘感。他們認為神秘感是《調性》的關鍵詞,而且契合《調性》自帶的早熟的世故。

「沒什麼。」她回答,「我只記得早餐還不錯。」她邊說邊往茶水間移動,團塊跟著她,像風中蛛網,在鬆弛和緊閉間變換。「對了,你們看到發行辦公室的新一期樣刊嗎?他們給植村秀拍得產品圖太好了。」

那是渲染圖,汪洋的嘴無聲說著。他弓背向前,雙手手指皆在鍵盤上摸索,透明的網格從他的眼膜中略過。白光和文字在其中彌散,光標跳躍著。他直起身子,伸著懶腰,看見實習生坐在會議室外的長椅上繼續吃沙拉。一滴醬汁從塑料叉子間隙落下,滴在黑色皮料上,緩緩流淌,形成一道C字形曲線。他,還有那群嘰嘰喳喳的剛剛擺脫青少年身份的男女和汪洋一樣,受過體系化的人文本科教育。他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調性》雜誌社的實習生們似乎是來自同一個家庭的兄弟姐妹,享有相似的出身、教育背景、人生經歷和觀點,就像冥冥中的安排。這一現象在汪洋成為《調性》成員後的第一批實習生中就有體現。偶爾,在經歷好幾屆實習生後,他們會迎來一兩個不太一樣的新鮮血液。譬如,被頭戴式B&O隔絕了外界聲音的格蕾雅。她正坐在工位上小聲哼唱著。

汪洋不知道格蕾雅到底叫什麼。像汪洋認識的絕大多數留學生那樣,格蕾雅把自己的中文名鎖了起來。但汪洋知道格蕾雅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這寫在她的簡歷中,人類學和藝術史雙專業。並且他聽格蕾雅提起過,她原本最想去的大學是哈佛,曾在一封發給哈佛大學招生委員會的電子郵件里用「我的女神」稱呼它,並在進入哈佛大學RD階段的「准備名單」後,陷入了很長時間的每日都會經歷的惴惴不安。這很少發生在她這種人的身上。她很少感覺痛苦,極少哭,在她目前的整個人生中,真正的哭泣可以說只有兩次。一次是收到哈佛大學的拒信,另一次是和被哈佛大學錄取的前男友分手。但她在芝加哥大學過得也不錯,覺得除了冷,那里不像傳聞中可怕。她喜歡用帶亮片的眼影,會用粉底,但很少打腮紅。長發的金色明顯是漂白的結果。她就坐在汪洋旁邊的辦公桌上,和汪洋隔著一個透明擋板,兩腮鼓鼓地盯著電腦螢幕。汪洋甚至能看到她臉上被粉底壓得捲曲的細小絨毛,很白,帶點粉色。最近她一直在「頭發該染什麼顏色」這一問題上搖擺不定,湖藍色與勃艮第紅色正角逐「下一個發色」短名單提名的最終位置。結果可能取決於潘通年度顏色,也可能取決於《調性》的時尚版面,不過最大的可能性始終是她會找個只能預約上門的明星工作室把兩種顏色都放到頭上。如果不滿意,她還可以漂白重來。公司里很多人羨慕她的發量,經常私下誇她,也有很多實習生有著和她類似的糾結,未必是發色,也可能是第二天約會要吃的法式甜品的風味取向篩選,是要杏子醬還是檸檬醬?是要更多檸檬皮還是檸檬汁?再者乾脆回歸蘋果和蜂蜜?或者是時尚與荷包容積的悖論,困頓於經典、潮流、復古形成的閉環中。

事實上,融合公司的很多高級分析員都覺得《調性》的實習生們恰恰是最受《調性》影響的群體之一。汪洋還經常聽到格蕾雅是實習生里最努力的人的說法,原因大機率是她必須用努力來掩蓋自己難以寫出一個簡單陳述句的事實。這一問題在留學生里變得越來越常見了。純正學院派帶來了精英派頭的同時也帶來了艱深學術用詞和復雜從句語法的枷鎖。她很努力,每天到達公司的時間比大部分實習生早小半個小時,過去半年沒請過假,積極找人尋求寫作方面的幫助,看上去迫切想要留在這家雜誌社。如果不是她用來裝Macbook Air的背包的表面全是深棕色雙字母印花,並且她經常從包里掏出一個典型蘿卜干形狀的口紅,如果不是汪洋知道她的父親掌握的大型食品原料供應企業正在為絕大多數主流甜食生產廠商提供反式脂肪酸含量極低的氫化植物奶油和口感接近餐廳現做熱巧克力但不含白砂糖的甜菊糖苷-玉米澱粉可可脂合成巧克力糖漿,並且很快將與聚合公司新推出P2C平台進行深度合作推出他們首款「0糖,0卡,0罪惡」3.0時代甜食{迄今沒人知道1.0和2.0時代是什麼【汪洋第一次聽到3.0的時候正在吃它的樣品,並且覺得樣品長得像塊用石頭,有著灰色的起皺的質感介於奶油和煮熟了的土豆間的口感。據悉原因是當時他們還未找到合適的抗氧化劑,在防止外殼變色又不改變味道。不過它的內里確實精妙,猶如新鮮苔蘚在舌苔上肆意生長,只可惜甜得發麻,一下子不能吃太多(食品科學家們在正式版里顯著降低了甜味劑的比例,生產樣品時他們對於這種甜度是蔗糖一千倍的新型化工製品還不足夠了解。他們忘了甜感不僅涉及舌頭和受體,同時是一種精準、微妙、與快樂息息相關的心理狀態的變化,引發滿足、富裕、心安理得。)。所以汪洋只咬了一口。他垂下手,把蛋糕放回盤子里,用膝蓋墊著盤子。蛋糕在潮解,從空氣里吸收水分,表皮變得濕潤、滑膩,最後會從固體融化成一灘夾著顆粒狀軟團的非牛頓流體。它變化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汪洋感到了被催促的錯覺。他可以想像成品將被設計地多麼精緻,像一盆如陶瓷般光滑的淺色玫瑰,催生著消費者的罪惡感。他們必須吃得足夠快才能抵消由此產生的焦慮。他看向站在自己身邊的服務員,意識到他一直盯著自己,注意到他制服馬甲領邊別著的海綿小球。它是黑色的,很好地與馬甲的黑色融為一體,只是反光稍有不同。服務員大多戴著這個海綿小球,站在每個手捧樣片的人身邊,讓本就足夠擁擠的環境變得更加擁擠。冷風從一邊吹進汪洋坐在的陰影之中,讓他起了雞皮疙瘩。服務員們站著,視線掃過在場所有人,觀察反應、語氣、細微動作。他們眼里的一切更像是網、地圖、直線交叉的坐標系,而不是具體發生的事情。但是有人嚼著口香糖,有人感覺頭疼,有人捧著《調性》,倒映在銀灰色的鏡面里。《調性》的油墨閃著金屬光澤,顏色嚴格遵循莫蘭迪的方案,封面是個穿著海軍大衣的英俊男人,捧著杯咖啡,坐在長椅上。他背後靠著的清水混凝土是美術館的外牆,身邊有一扇半開的木門,門邊停著復古造型的鋼架自行車。他在笑,嘴角的弧度很自然,給人以無憂無慮之感,同時他又如此成熟,修長的手指和脖子,膨脹的血管,下垂的白色短袖領子,線條柔軟而流暢,散發著吸引力。還有一抹陽光照在他頭頂。】,但是這不重要,汪洋已經習慣了這種廣告策劃部有太多的命名方式了},母親忙著為人工智慧插畫網站的社區規則提供版權相關法律咨詢服務的同時從中拿到了分紅,汪洋可能會相信她的努力並從中發掘一點值得欣賞的精神。

格蕾雅優雅、休閒、自然。「具備女性特有的自信」,現任主編時常這樣誇她,而她會說謝謝。如果她沒有躲開他放在肩膀上的指腹長有老繭的右手的話,她的感謝可以變得更有說服力。與此同時,這個小動作與她大方的笑容和微微前傾的身體角度極為不符。看見了這一切的汪洋就站在他們不遠處的離茶水間最近的辦公桌前,剛剛把手寫大綱交給另一名實習生,希望他能整理成電子文檔,接著他們斜上方的牆壁直角中的攝像頭。反射被光滑球面拉伸成了奇怪的形狀。

實習生辦公桌上的刷步數神器工作著,來回搖擺,靜音電機有節奏地、持續地響著。《調性》的辦公區域整體來說是個大正方形,連接著諸多形狀各異的小幾何體,它們符合某種可被歐幾里得和黃金分割原則解釋的美學。Outlook新收到的兩封郵件從顯示器右上角浮現,實習生趕忙調整坐姿,人體工程學椅的氣壓槓杆吱得叫了一聲。新風系統在他頭上運轉,吹動出風口的深紅色塑料條帶。一團廢紙從他手邊滾落,分毫不差地掉進鐵制垃圾桶中。垃圾桶是空的,紙團擲地有聲。這里是聚合大樓第四十一層,一個幾乎完全透明的空間,超白玻璃和磨砂玻璃分裂了地面,鋪著人造羊毛材質的灰色吸水地毯,LED燈光的色溫固定在6500K,唯二的綠色盆栽放在會議室的深色橡木桌上。陽光從東南面的落地窗照進來,穿過玻璃間的縫隙,留下線的痕跡。封面編輯盤腿待在區域盡頭,縮在藤製搖椅里,脊柱彎曲,背靠軟墊,坐著尾椎骨。他的嘴角抽動,深陷眼前的平面幾何色塊與漫畫肖像的組合之中。藤椅向上是玻璃的夾角,裝著攝像頭。它正緩緩移動,掃過一片扇形區域,在另一攝像頭的區域邊界停了下來。

《調性·時尚》板塊的主編辦公室里坐著趙佩妮和她的實習生。桌子下她雙腿交叉,露出吉米周高跟鞋,腳踝很白,像是能看到皮膚下面球狀的骨頭。她交換了雙腿交叉的次序,絲綢面料摩擦皮膚,把裙子兩側的開叉提到了膝蓋以上。她一邊無端聯想著便士的發音,一邊聽實習生向她匯報新一周的樣品清單。她的手指抵著嘴唇,很難讓人覺得她沒有舔舔它的念頭。現任主編和格蕾雅的對話還在繼續,攝像頭反射中的距離忽遠忽近。人事部門一定可以找到很多解釋這件事的角度,汪洋想,尤其考慮到他們找了家專門的法律顧問團隊接手性騷擾案件。額外安裝監控攝像頭正是他們給出的建議。這種配備紅外傳感器和SONY一英寸工業高速CMOS的全時設備可以確保即便辦公室一片漆黑,也不會有任何一隻老鼠能在辦公桌上為所欲為。即便真有什麼人瞞住了它們,安保部配備的新的螢光劑和紫外燈也能從中找到證據。然而關於是誰負責保管它們的錄像和是否有人二十四小時盯著它們的錄像的問題依舊沒有獲得公司的官方解答。有小道消息稱,為了管理數千個攝像頭每日產生的海量數據,公司租賃了城市郊區的一家伺服器農場。他們會派人上門拷貝數據,清空硬碟。之所以叫「他們」,是因為這是一家員工約為二十人的全男性組成的小型公司。不過汪洋不覺得格蕾雅會引發需要法務團隊介入的糾紛,並非因為她長得不夠好看,汪洋知道,好看與否不能作為判斷性騷擾是否成立的不管是實證還是邏輯上的因素,兩周前公司特意舉辦的主題說明會上重復提到了這點,況且就汪洋的觀察而言,格蕾雅是個相當好看的實習生,比這里的絕大多數實習生都更加好看。她和汪洋身高近似,有健身的習慣,喜歡白色絲綢襯衫和黑色牛仔褲,通常麂皮長筒靴也是黑色的——這里的氣候使她在絕大多數時候不用穿太多——而是因為,汪洋認為,現任主編迄今為止無所作為,沒有將幻想,幻想格蕾雅躺在麗思卡爾頓酒店大床房的純白床單上,伴隨著潮濕的抽插聲和他討論康德、古登威澤爾和紀爾茲關於「內卷」的具體解釋,落地窗下車水馬龍,國金中心散發著鑽石光芒的場景付諸於現實,從而害自己陷入性騷擾糾紛里的理由與他自身的能力無關。他有勾搭異性的充足經驗。在《調性》上一輪實習中有人聲稱看見現任主編帶著實習生去了酒店,而他那時只是助理編輯。

盡管王柏(bai)林平靜得像是無事發生,但主編還是要求他前往第二十七層的人事部。他坐在人事經理辦公桌前的轉輪椅上,每次輕輕轉動,都會在地毯上留下一道不深不淺的印記,膝蓋並攏,雙手放在膝蓋上,身體微微向前,做出尊重中略帶討好的表情。辦公桌上有個拉絲不銹鋼製成的圓形菸灰缸,經常被人當成是寵物狗食盆——巧的是人事經理確實養了只寵物狗,他和格蕾雅提起過,和她一樣,養了只金毛——它的表面現在被扭曲的倒影占據了。人事經理對王柏林的姿態表現得無動於衷,但他接受了王柏林的解釋,說自己只是帶著實習生替美食版面被困在上一個主廚采訪中的美食記者走訪柏悅酒店的新餐廳。接受這只是一起職權重合事故比開始一場調查容易得多,何況王柏林的實習生並未對此提出異議,美食記者也還未從被迫停職中返回。人事經理沒有更多問題,送王柏林離開人事樓層。

在汪洋記憶里,這引發了一系列後續爭議。起初,只有少數幾個實習生在談論人事經理做出的決定。他們站在茶水間,各自倚靠桌子或牆壁,身形猶如扭動的紙條,舉著馬克杯。杯子的顏色很多,像一串樓層中央漂浮著的氣球。立頓商標露在杯子外面,棉線被染成了棕紅色,留下水痕朝地面延伸。汪洋從手沖壺的水柱里看到他們的影子。

他放下水壺,在桌前坐下。咖啡液面上有個氣泡在旋轉,表面跟著影子的竊竊私語不停顫動,突然破裂。他們的聲音變小了一點,但汪洋還是聽得足夠清楚,能辨別他們分別是誰。他可以現在就站起來,走到他們面前,打斷他們的閒談,再把領導了這場閒談的人單獨叫進會議室,用無可辯駁的理由和職權優勢,一半玩笑一半警告地告訴趙婧彤不要再對人事經理發表什麼看法,尤其是關於職場性別不公、女性歧視和性騷擾的那部分,順便還能打聽一下她為什麼想在這時站出來大肆傳播觀點,還是說她想從中獲得什麼。看在人事經理很少找自己麻煩的份上,汪洋知道,這麼做能減少人事經理在不遠的將來可能要面對的麻煩,而且他還知道,人事經理現在要對付的麻煩已經不小了。盡管在《調性》以及除開聚合大樓第六十六層外的絕大部分員工看來,甚至包括人事部本身,人事經理活該處理現在的麻煩。他們會說,從公司高層的角度出發,人事經理需要面對的不是麻煩,而是亟待完成的事項。這麼說也沒錯,歸根結底,那隻是一場內部會議必然會得出的結果而已,早在人事經理聽說會議的大概內容,剛剛看到郵件通知,要從被磨砂玻璃封閉起來的辦公間出來,走向位於六十六層的大會議室前,他就知道結果是什麼了。

他一直不喜歡大會議室,6606是個在他眼里有點古怪的數字,並且雖然那里有個長方形的巨大落地窗,能看到西邊江面的美景,天氣好時,陽光灑在水面上的樣子就像塊金箔,通風系統的噪音永遠更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總可以在吹出金屬柵格的氣流里找到讓自己不舒服的嗡嗡,接著注意到圍繞著會議長桌的椅子轉動時發出的滋滋聲,再因為與會人員用乾擦馬克筆在白板上寫字時持續不斷地尖銳刮擦而起一身雞皮疙瘩。和大多數人相比,人事經理的雞皮疙瘩有著奇怪的特質,每當它們與人事經理每天穿著的白襯衫(他有十件一模一樣的白襯衫,每日更換,並且一定要在每周三將要換下來的白襯衫送到離家最近的乾洗店)發生摩擦,人事經理註定會感到疼痛。一種銳利得仿佛神經末梢突然開始不停自我鞭打的疼痛。不僅僅發生在肉體層面,還發生在他心里。

那天,人事經理坐在靠牆那一排的座位,將尾椎骨貼著培訓椅的塑料,忍受著參數化分析小組成員喋喋不休,努力在公司高層面前維系住注意力,生怕它忽然渙散。與此同時,他知道他最在乎的人看不到他的努力,因為他一直背對著自己,姿勢從會議最開始就沒變過。他的脊柱像一條拉直的金屬,顱骨兩側被切削過一般,平平地往下,肌肉沒有一絲顫抖。參數化分析小組成員設計的全新人事工作構架使人事經理痛苦,他們寫下新內容的速度比自己的閱讀速度還要快。一串潦草的中文、大寫英文字母、德語長單詞和數字符號。即使他們沒有解釋他們是如何從蟻群和蜂群中獲得靈感的,如何將個人意志納入復雜的整體系統進行考量,如何確信波爾茨曼的觀點將以「涌現」的方式賦予系統本身一種難以用語言解釋的目的性,人事經理也看得出來,他們的設計和傳統人事管理辦法沒有一點相容的地方。他們不考慮那些在人事經理剛剛進入聚合公司時需要學習的東西人性,或者更具體地說,是人性的復雜,並要將這與企業聯系起來。但對那串寫在白板上的文字來說,人性並不存在,人只是承載自我意識的單位,而自我意識是種幻覺,進化過程中意外誕生的幻覺,與智慧無關——鈉離子、鉀離子乃至神經遞質與智慧的關系都更大一點——足夠復雜的系統能自發地涌現令人難以理解的高度智慧的東西,因此系統自身的復雜度比個體重要得多。人事經理覺得自己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漂浮著的已經剝開的大核桃,這時,樓下不遠處的城市環島中,汽車的喇叭響起來。

這是個好天氣,人事經理看著窗外,蒼藍之下只有寥寥幾片的尾部拖著細絲的雲朵心想,連疼痛都緩解了不少。陽光灑在江面上,像塊被七十度彎折起皺的金箔。紫色鳥群從窗前略過,貼的很近,讓人能看得清它們略微有些發白的腹部和透著礦物色澤的羽毛,似乎也能聽到它們扇動翅膀的聲音,以至於人事經理注意到,他一直關注的人這時動了。頸椎兩側的肌肉推動他的腦袋,以肉眼非常難以察覺的速度朝左偏移,最終停在一個能確切看到窗外但又能繼續聆聽會議內容的位置上。像人事經理一樣,他也在觀賞鳥群,並從它們不停變換的陣型中得到不算罕見的感悟。在不同的人那里,這種感悟不盡相同,對人事經理來說,它是個有關職業危機的問題。為此他思考良久,久到思緒穿過顱骨,離開身體,飄向足以俯瞰大地的A350的機翼上。他坐在那兒,當王柏林被要求來對他陳述時,他就坐在那兒,雙腳懸在機翼外側,腳下是鋼化玻璃碎裂時出現的景象。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摩天大樓散發的墨綠色,街道被透視法縮小到極限,成排汽車在大地的盡頭蠕動著消失。它們冒著熱氣,影影綽綽。陰影交錯之中,人是個比灰色稍深的點,無數點像可口可樂開瓶時的氣泡一樣,聚在一起,隨著某個人事經理從來沒用上過的物理法則肆意晃動。當王柏林講到他帶著實習生去酒店的目的時,他看到一個身影穿過馬路,上身穿著白色襯衫,打著領帶,夾著裝有簡歷和學歷證明的牛皮紙袋,正朝聚合大樓的正門走去。汪洋相信人事經理從那個剛入職的身影里看到了自己的人生(這似乎是他這個年紀的男人看到年輕人時總會發生的一種事情,似乎他們必須得在他人身上投射自己的整個青春),也相信在這整個王柏林試圖從人事經理近乎的眼神里讀取有效信息的過程中,人事經理都沒有聽到王柏林的話,相反他沉浸在短暫的靈魂出竅所帶來的暈眩中,把自己置於一個由街景和回憶構成的萬花筒,並真的成功拼湊了一個與自己有關的故事。至於這個故事是什麼,汪洋現在還不知道,他只知道,如果他現在阻止趙婧彤繼續說下去,人事經理的職業危機焦慮將有可能得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緩解。

但汪洋一動不動。他有安靜觀察的習慣。觀察和寫作息息相關 {這不是汪洋的結論,而是愛德華多·庫普查克的看法【善於觀察是種美德。愛德華多說。他和汪洋坐在酒吧一片不被燈光擊中的陰影里,唯一一點能勉強照亮薯條的冷藍色亮光來自懸於吧檯上方的電視。電視里正在直播的洋基隊和巨人隊的比賽。愛德華多不是這項運動的觀眾,所以他剛剛一直盯著面前的淡色艾爾。現在他抽回凝視著白色泡沫轉個不停的目光,抬頭看向半小時前走進酒吧,坐在吧檯邊的一對情侶。汪洋沒有搭話,他也看著那對情侶。至少你是個喜歡觀察的人。我可不覺得到處亂看應該被叫做觀察,汪洋說。他握著啤酒杯,冷凝水沿著杯壁滾下來,滴在地上。如果你沒有得ADHD,那你多少會從你的到處亂看里獲得點有用的東西。放心,我沒有得ADHD,不然我肯定會用診斷證明來逃掉你的考試。我從來沒說持有相關證明者可以免除考試義務,愛德華多又往嘴里放了根薯條。他喜歡一根一根吃薯條,有一種特別的滿足感蘊含在這個有時在別人看來頗具儀式感的進食方式里。在這個問題上,我不介意做個非典型的美國人。而且你還是最年輕的哲學教授,脾氣不佳是種榮譽。嗯哼。但這和觀察有什麼關系?汪洋問。首先你要明白一點,這是個異常缺乏觀察的年代,愛德華多捻掉指尖的鹽粒後說,你注意到他們換了多少話題了嗎?在過去的半個鍾頭里嗎?大概是上一周全部的推特熱點。但聽上去他們什麼也沒說,愛德華多接著講,沒有內容,沒有結論,沒有參與。雖然很難想像怎麼會有人把泰勒·斯威夫特的新專輯和大馬士革空襲放在同一個話題里,但他們剛剛確實這麼做了,愛德華多喝了口啤酒,淡色艾爾在溫度低於四攝氏度時有種類似桃子的甜味,而且我們剛剛也這麼做了,沒有內容,沒有結論,沒有參與。看起來你想把這個現象總結為Zeitgeist。汪洋笑著說。現在我知道你有好好上課了,不過我更傾向於把它當成某種特質,背後的事實是現在有太多事情在同時發生了。然而伸出手,我卻什麼也感受不到。汪洋說。是的,你出生在高壓鍋里。我還是沒明白這和觀察有什麼關系?善於觀察意味著你得保持沉默不是嗎?否則你就主動介入了一些事情,愛德華多說。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一串音節在汪洋這里傳遞出火藥燃燒的氣味。他沉默了好久,沒看愛德華多,視線在電視和情侶間來回切換。球場上人頭竄動,叫聲四起,混合著淺藍色和棕色,端著盤子里放滿漢堡的松鼠皮套站在馬蹄形露台朝地面延伸的水泥台階上,看向寬闊的草坪。他能聽見沉悶得嗡嗡聲和直播間里兩個男人時高時低的對話,他們正在談論這場比賽的重要性,談論球場上的色彩繽紛,談論在人群上方像水中浮萍那般展開的巨大旗幟,談論在場的五萬人全部離開後會產生多少垃圾,談論這些垃圾可能來自那些食品工廠,談論食品工廠和美國經濟的關系,談論這場比賽帶來的信心將如何用文化為發展帶來一針強心劑。他們什麼內容都聊,卻從未談到和坐在電視機下方的情侶的低聲細語重疊的話題,而他們還在談論泰勒·斯威夫特,談論新專輯主打歌曲的最後一個重音到底為他們帶來了多麼強烈的震撼,仿佛一顆落在他們心弦上的重磅炸彈。一行小字從電視直播畫面下方的區域飄過,是無國界醫生組織對北約的譴責。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汪洋回答,可如果有時我不得不成為事件的一部分呢?相信我,愛德華多忽然笑起來,當有事發生時,我是說那種真的會改變人生的大事發生時,當事人總比你想得還要寂靜無聲。為什麼?我不知道,愛德華多搖了搖頭,但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和我哥哥有關的故事。噢,你是說尼克。你怎麼知道的。我不久前剛見過他一面,他親口告訴我的。你在說什麼?先講故事吧,我待會告訴你的,不過他似乎是個不太愛說話的人。】,當時汪洋正在和他談論有關未來的可能選擇。那天下午,汪洋從新澤西出發,驅車前往他和愛德華多約定的酒吧。車是汪洋問室友借的,一輛全新的黑色福特野馬GT。若是在平時,哪怕是和室友同時坐在這輛車里,譬如感恩節當晚(汪洋忽然意識到自己坐副駕駛的次數比室友的女伴還多,起了雞皮疙瘩),他也會覺得它的5.0升V8引擎有些過於吵鬧。但他今天不想關心駕駛過程中的噪音問題,除了路況——汪洋捕捉到了紅燈跳轉成綠燈的倏忽而過的高亮白光,整個過程像心跳,紅綠位於曲線的左右兩側——汪洋的大部分注意力分給了耗時良久的讓他深感不舒服的思考。他已經不舒服很久了,所以在感恩節到來前汪洋找過大學的課程選擇指導辦公室。辦公室在學生中心地下一層,汪洋比預定時間早半小時到了那里,這是他第一次來,以前他覺得自己根本不會來這兒,因為他總能做出正確的選擇。而所謂正確,不過是他的決定符合身邊所有人對他的全部期待。在此以前,他從未想要過未來,此刻其實也一樣。想、選擇、欲望,對汪洋來說,它們沒什麼大區別,即便有個人告訴他,這些東西是某種為了特定目的(比如說,青年群體的穩定性)而刻意創造出來的概念,他也不會有太大的震動,只是會進一步對自己的矛盾感到不滿。一方面,他的的確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孤身一人的自由在他手里如同一柄尺寸不對卻又鋒利的廚刀,他可以用它做些選擇,切除他拒絕的選項,但也有可能在不經意間造成名曰「失誤」的巨大傷害,他不願意去冒這種根本上無異於投擲飛鏢看看自己到底什麼時候能命中靶心的風險。他或許有一次機會,最多兩次,將有三個可能結果,一無所有、極少的收獲和他暫時無法想像的躍升。他知道他不屬於可以無限投擲飛鏢直到穿過的群體,所以他至少得保證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或者說,不給太多人,包括他的父母在內,帶來麻煩。畢竟他知道做出選擇的全部成本暫時還由他的父母代為承擔。良心、道德、責任,和這幾個詞比起來,他走進地下一層時切身感到的不安要真實得多。整條走廊都要比他想得更狹窄,燈光也有些昏暗。他坐在辦公室外的長椅上,靜靜聽著從天花板和牆壁後面傳來的低音,音量不高,幾乎只有一陣微弱地震動。另一方面,他為現狀不滿。不是說他有多討厭經濟,或者他做得不夠好。剛好相反,他的GPA是3.8,雖然不能說非常出色,但也不至於會讓汪洋責備自己發揮不佳以及感到對未來的恐懼。他就是不滿,從上課到作業到考試,他每做一點事,每向前完成一點東西,他都會感到不滿。是空虛,是無聊,他說不清楚,更不知道他學到的東西到底是不是服務於一個可能在未來對他有所幫助的目的。他甚至不知道這個目的本身是不是有意義。上課時,他喜歡坐在最後排,視線掃過前排的每個人,盡力捕捉他們的所思所想,他試圖通過這一行為幫助他藉由他人可能的理由知道自己前進的動力。很可惜沒有成功,否則他不需要仰天望著天花板,在腦海中排演可能發生的對話。他預想對方可能提出的問題,譬如他為什麼想從經濟專業轉向文學,是因為和他的教授阿瓦多·斯隆不和還是因為他真的從華茲華斯的《水仙》里品味到了很不一樣的知識。一種與他人隔閡的、抽象的、有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的知識。亦或他相信華茲華斯成功地跨越了兩百年與他建立了對話,他也能從中感到華茲華斯的平靜。再者,他未必喜歡文學,而是某種移情的假象,是他對微觀經濟學的厭惡,以及對這背後的經年累月,可以被簡單概括為東亞父母通病的期待的厭惡。連最簡單的答案汪洋也想好了,一切矛盾都只是因為一時糊塗。然而那位坐在辦公室里的戴著玳瑁色大圓角矩形框眼鏡的頭發斑駁花白的中年女士沒有問這些問題。她穿著黑西裝和白襯衫,指尖有節奏地擊打鍵盤,發出琴鍵一樣聲音的同時在螢幕上調出了汪洋的成績單。如果你願意,你當然可以選擇這麼做。她告訴汪洋。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然後呢?然後什麼?你還想知道什麼?我的意思是,汪洋說,這難道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會影響我的未來的選擇嗎?我不應該更謹慎,更細致地對待它嗎?是否願意真的不會讓我的決定聽上去過於草率嗎?但他並沒有把這些問題真的問出來,理由很簡單,汪洋在面前的女士的臉上讀到了介於輕蔑、困惑、關心和百無聊賴間的表情,使他開始覺得這位女士長著一張深刻的臉。不,事情不是這樣的。她搖了搖頭,似乎聽到了汪洋想說的話,好像汪洋不用張嘴也能發出聲音,並且這個聲音會在天花板和牆壁間不同反射,帶著接近合成器效果的回音。真的嗎?當然是真的,這件事很簡單,只要你願意就行。那我知道該怎麼做了。汪洋感謝了這位女士,離開辦公室,並在向上的樓梯走到一半時記起來他忘記問這位女士的姓名了。但他確實知道該怎麼做了。他回答住所,登錄帳號打開個人頁面,研究了一番經濟專業的必修課,接著第二天去了一趟書店,買了兩本二手教科書和一本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小說,又回到住所,研究了一番成績單,確信沒有必要改變。此刻,距離他成為《調性》的資深撰稿還有十年。他關掉電腦,躺在床上,什麼選擇也沒做。過了一會,不是很久,可能是半小時的徘徊與夢境和現實的睏倦後,汪洋意識到,就在剛剛,他給自己創造了更多的問題。不做選擇當然是一種選擇。沒有必要非此即彼也是對的。他活在一個暫時可以無需擔心溫飽以及未來的家庭乃至階級肯定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但這不代表他就應該躺下,並且裝作他已經做出努力的樣子。尤其考慮到他還得弄明白他真的適合寫作嗎?他真的可以強迫自己每天寫點什麼嗎?他真的不會因為不知道該寫什麼而陷入更深的恐懼嗎?真的不會因為每天在鍵盤上消耗大量時間而陷入更深的焦慮嗎?真的不會拿起一本書試圖找到某種創作的解決之道然後憤怒地用力把書丟到牆上而嚇他的室友一跳嗎(他特別希望這件事情不要發生晚上,否則他可能得給室友找個心理醫生)?真的不會在某天忽然意識到寂靜、舒適、時間和金錢中的任何一者都不真的屬於自己從而大發雷霆、鬱郁寡歡、自暴自棄並搞糟一切嗎?還是說,這些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事實上除了最後的問題,其它事情都發生過,有些發生在汪洋成為資深撰稿的道路上,有些發生在他做出這個決定之前——汪洋從來都不是個性格和善的人,在不少實習生看來他稱得上暴躁,也正是暴躁使他陷入了日後每次他回憶都會感到些許難以描述的害羞和尷尬地坐在學生中心地下一層走廊里的半個小時的焦慮——就在幾天前,汪洋和女朋友分手了,根本原因是汪洋的暴躁,淺層原因是汪洋對過早到達紐約的寒流不適。而汪洋堅持理由只有後者。任誰都受不了站在零下十度的街上和人討論經濟學問題。分手當晚,汪洋向室友解釋。他們兩個都坐在沙發上,赤腳踩著地毯,頭頂是盞明亮溫和的吊燈。室友是個瘦瘦長長的高個子,留黑色圓寸,戴著銀色項鏈和一副黑框眼鏡,眼鏡兩側,眼鏡腿前端各自鑲著一個銀黑色哥特十字,板材上有不少劃痕。他捧著一碗玉米片,表層澆著肉醬,還在冒汽,邊吃變笑。汪洋的眼睛眯著,看到室友霧蒙蒙的鏡片上的自己的倒影。你在笑什麼?汪洋問,他有點受不了室友的笑聲。你身上有種可能我這輩子都沒法理解的氣質,我不知道這是你的問題,還是你這類的人的問題。室友回答。客廳的吊燈晃起來,逆時針緩慢旋轉。氣質?汪洋皺起眉頭。就是。室友咀嚼著玉米片回答。他看向冰箱,還沒下定決定去拿可樂。等等,汪洋打斷室友,什麼叫我這類人。懷有奇怪信念感的人。信念感?相信一定要活得足夠特別或者執著於道德上的對錯,你知道的,就是你總是和我講的那些東西,自由主義、集體主義、左翼、右翼,以及為什麼環保主義會搞糟一切。我不覺得這是個問題。沒錯,這不是個問題,只要你真的相信它們那這就不是問題,但它很容易造成問題。否則你也不會和她分手了。這樣說不太公平。汪洋從室友臉上挪開視線,盯著吊燈投下的還在轉個不停的陰影看了一會,接著看向地毯。他的腳趾下意識地蜷縮,抓住了地毯。室友的螺旋圖案羊毛襪看著像只放大的棕色蟲子。她喜歡我的理由好像也是這個。你看,我們的身份唯一沒有對調的原因是你現在可以把你的難過變成目視虛空的憂郁,而我只會去發朋友圈。室友聳聳肩,用力將身體朝沙發遠離汪洋的一角推動,很快,他像融化的蠟燭那樣沿著沙發流淌下來。你這樣純情的留學生已經很少見了,說著室友又往嘴里丟了塊剛好是標準等邊三角形的玉米片,芝士肉醬掛在邊緣,沒准你比我更適合當工科生。我好像……我不覺得我難過。那你現在的狀態叫什麼?困惑嗎?或許是。那麼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你是個不太善於觀察,也不太喜歡觀察的人。什麼意思?你覺得結論比過程重要,總結分手的原因比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重要。我還是沒懂。你去幫我拿罐可樂我就告訴你。汪洋幫室友拿了一罐可樂,易拉罐壁上有結冰的冷凝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個笑話。室友單手打開易拉罐,發出吮吸液體的聲音,音量大得和吊燈的鉸鏈發生了共振。寫代碼就像畫鴿子,最好的情況是它長得像個完美的畢卡索白色鴿子並且會用翅膀飛起來,最壞的情況是它根本不像個鴿子也根本飛不起來,最常見的情況是,它長得像個被打濕的掉毛鴿子,僥幸飛了起來,謝天謝地,在經過漫長的害我通宵的debug之後,它飛了起來,但它沒用翅膀,用得是腦袋,它把腦袋當成了螺旋槳飛起來。與此同時,作為它的創造者,我完全不能理解發生的事情。你猜我接下來會做什麼?找出具體原因?不,我會關掉編譯器,然後把作業交了。它飛起來了,我不在乎為什麼。聽上去不是個正確的學習態度。汪洋接過可樂喝了一口,眼神呆滯,像在發呆。我的解釋是有些問題不是我這個本科生可以弄明白的,室友又聳聳肩,玉米片跟著發出脆響,但是呢,我的意思其實是,你和我分析分手的原因沒什麼用,不如給我講一下具體發生了什麼。這是個很長的故事。我知道,你們從高中起就認識了,上次你帶她回家的時候講過。啊,感覺好尷尬啊是不是。尤其是我的聽眾還是你的時候!汪洋瞥向一邊,使勁搖頭。室友意識到汪洋不打算在這時候就把故事告訴他。他沒猜對理由,不是尷尬,而是從嚴格意義上講,拋去在初中一年級看完《拯救大兵瑞恩》後興奮不已寫得那個超級盟軍士兵戰勝超能力納粹殭屍的六頁A4紙,這是汪洋要完整講述的第一個故事。他得想想怎麼讓自己講故事的方式聽上去像福樓拜那樣客觀。很可惜,直到感恩節那天他把故事告訴室友時,他也沒能成功做到。或許恰恰是因為汪洋的不客觀和笨拙,加之他在當晚的經歷,室友才能笑得過分大聲以至於汪洋聽到了天花板震動的動靜。】?他帶著這些問題開車,希望愛德華多能給他一點回答,可以分享一下感受【愛德華多·庫普查克的處女作《一份真假參半的記錄》在黑色星期五發售了,故事有關一個被困在中陰界的一代移民(被困理由是陰間無法確定他的身份,只能暫時讓他在中陰界的辦事處等待)如何回憶人生,觀察兒輩與孫輩的生活,從中理解當代美國文化的詭秘,並意識到自己該迎來真正的死亡的全過程】,至少能告訴他如何在工作和創作間保持平衡。他們在酒吧聊了三個多小時,結論很簡單學會觀察,沉默地觀察。},《調性》的讀者又偏愛發生在真實世界里的有關「愛與和平」和女性友誼的故事,所以汪洋不覺得自己應該阻止趙婧彤——畢竟最終結果不過是你得重新調查整件事,汪洋對人事經理說,接著和《調性》的全體職工一對一聊天而已。

來源:機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