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張藝謀素來是一個爭議纏身的導演，就連chatGBT都能察覺出些異樣，從《英雄》之後，張藝謀就從一個「風格明確的中國優秀導演」變成了一個「風格捉摸不定的爭議導演」（chatGBT語）。「捉摸不定」也可以換種說辭，叫「風格多變」，這便是張藝謀近些年的人設（之一）。所謂「活到老，學到老」，七十三歲的老謀子還在不斷挑戰自己、走出舒適圈、嘗試新事物（《懸崖之上》是張藝謀首部諜戰片、《堅如磐石》是首部犯罪懸疑片、《狙擊手》是首部春節檔電影雲雲），理應得到嘉獎，可對於老頭子的批評仍然不絕於耳——主要是失望，對於影迷來說，張藝謀理應在國際上大放異彩，拍出更多質量上乘的文藝片，繼續他的審視與反思，而不是像現在……唉，一聲輕嘆，張藝謀的轉變似乎預示著一個時代話語的轉向。一個官人模樣的金字招牌，一個國師。
然而——即便沒有張藝謀，哀嘆也不會消散，即便這個位置換成其他人，失望也不會缺席。無論你是否喜歡他都不能否認，「張藝謀」這三個字已經與中國電影密不可分了，而談及電影，文藝片又不過只是一個門類。與其說人們珍視電影，不如說珍視說話的權利。而在這片土地上談論任何藝術的高昂，都無法繞開沉積已久的政治，若藝術僅是反擊的矛頭，那也不必說自己是藝術的信徒，而因此對老爺子失望，也只是一廂情願的相信，決不投降的才是藝術家的風骨。若此，俄國沙文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該被罵死，然而並沒有。倘若司馬相如活在今天，也會被罵成溜須拍馬之輩，而不是漢代大賦的集大成者。將電影等同於藝術，本身就是不公允的。電影實在特殊，拍過一次的人就知道，如果沒什麼錢，最好不要碰；如果無法服眾，也最好不要嘗試，除非是百年一遇的奇才，什麼活都能幹利索，可如果電影是為天才而生的，那麼也不存在什麼「電影業」了。在拓寬看待電影的視野後，或許能對張藝謀有個更為體面的認識。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張藝謀很難被稱得上真正意義的電影大師，他的作品從來不是吸引我的關鍵，可他拍電影的歷程，卻著實有趣，透過張藝謀的影像，可以直觀呈現改革開放後中國電影的變化，這種歷史價值，是獨一份的。而正是因為身處時代漩渦中，使得電影之於張藝謀曖昧不清，特別是他作為大陸電影的領軍人物，常常被擺在明面上，接受各方審視。在九零年代前，他是先鋒電影的代言人，之後又回歸影戲傳統，逐步確立其地位。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作為產業的電影在不斷探索自己的方向，而這同時也是張藝謀的自我改革。他既是導演，也是明星，既是大陸電影的代表，也是電影（行業）探索的先驅。擁有極高聲望的張藝謀，已然不能像個愣頭青一樣不管不顧。他被捆綁在時代的列車上動彈不得，必須由他邁步，也只能靠他邁步。相較於活在自己世界的陳凱歌來說，張藝謀確實是個善於求變的人，也更懂得審時度勢，是個聰明的中國文人。從渾身野性到成為「國師」，對於張藝謀而言，這種轉型無疑是成功的。難道屈原與李白不想成為國師嗎？想，但沒成，所以藝術成就很高。理想的傳統文人身上固有三種身份：詩人（才華）－知識分子（學識）－官人（權力），三位一體，不可缺失。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與政治的親密聯系，若不愛惜權力，李太白為何執意要在長安城中大展拳腳？懷才不遇的憂郁者比比皆是，而「才」不過是可「遇」的先決條件，可被賞識的認可，很難說是大展宏圖的願景，還是一步登天的快感。淡泊名利的隱士們也非清高，只是要決裂這單一的附屬，要靠一個人，太難。如果無法改變環境，又不願被環境改變，唯有逃離一說。很顯然，張藝謀不是隱士，直到今天，他仍然在賣力氣，春晚有他、春節檔也有他。七十三歲的高位者，也難退休啊，拍些令人輕嘆的片子——唉，唉，他為什麼變成這樣了呢？
所幸我們只是普通的觀眾，才能哀嘆一二，在社交平台直抒胸臆，哀婉幾句。只是，張藝謀早已不是電影的導演，他更像是款過期的膠水，正費力黏合電影與中國間的巨大裂縫，如此說來，他早已是個符號了。如今，成熟的電影工業還未成型，甚至困難重重，由此暴露的諸多問題，已不是「張藝謀」這塊招牌能縫合的了。懷才不遇的舊時文人在現代浪潮中很難再騙得淚水，尤其在權利意識不斷高漲後，對經由傳統建構的神聖意義的清算也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我們需要新的電影，可苦尋不得，反而多了很多新造的電影。也算一種怪誕的奇觀了。
（二）
而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電影人，張藝謀身上的爭議也是復雜的。
從八八年在西柏林一舉奪魁後，後殖民的批評聲就一直籠罩著張藝謀。若已經有了黑澤明與阿巴斯，為什麼還需要張藝謀？這是我看《紅高粱》時貫穿全片的疑問。旺盛的生命、親密的土地、堅韌的氣節。在獻祭式的抵抗後，一輪鮮紅的赤陽從遠處緩緩落下，懸在高粱涌浪上，天地一片血紅。這群赤身光膀的漢子身上似乎凝結著富餘的酒神精神，那種原生的熱情是被工具理性虜獲的文明社會永遠失去的，於是欣賞、褒獎、認可，在西方的凝視下，古老中國未被馴化的野蠻與土氣讓他們眼前一亮。有評論認為，這是奉承，也是矮化。需要向世界展示一個現代的中國，這才是攝影機這雙眼睛應該看到的。這種觀點不無道理，雖然「未被馴化的野蠻」並非絕對的貶義，只是文明/野蠻這組二元秩序的現實意義幾乎囊括了其全部的價值，「落後便要挨打」，切膚之痛往往最深刻。
不過，西方看待原始（或另一文明的景觀）的態度遠比我們想像的復雜，這一態度也與今天將多元主義塑造成政治正確有著密切關系。可以將其視為一種補償——並非道德意義上的虧欠，而是在意識形態上的贈予。其語義是：其餘文明在現實中均遭到了西方文明的同化而逐漸消亡，那麼在意識層面，給予一些象徵意義的精神認可是必要的——當資產階級在現實的樂園里享受山珍海味時，被壓迫者們只能啃著大白饅頭，盯著視聽語言中的佳餚滿足味蕾的想像。這兩件事之間有一定相似之處。而換種角度去想，那些對於文明批判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也視「原始」為一個突破口，試圖從哲學意義上摧毀文明的進步性。只是，若無法讓真正的現實有所改觀，依靠奇觀贏得獎項的質疑便一直存在。不過，也不能因此全盤否認早期張藝謀的電影貢獻。必須把語境縮小，對准大陸電影這一范圍，張藝謀的影像實驗無疑是開創性的。第五代導演的集體貢獻在於，他們將現代電影語言落到實踐當中，而張藝謀在其中又是佼佼者。
人們對張藝謀的共識是，他是形式主義大師，卻在劇作上捉襟見肘，使得電影皮肉分離，缺乏內核，只是張華麗的皮兒。這一評價讓我曾想像如果張藝謀一輩子搞實驗電影會如何，他或許會成為標新立異的另一種先驅。只是，這終究只是想像。之前有人拿張藝謀與李安生涯軌跡作對比，一邊稱贊後者的職業，一邊批評前者的飄忽不定，最終將原因歸咎於體制的不同。誠然如此，也不止如此。正如魯迅先生所言，要有天才之前，必須有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要有這樣的民眾，必須有可以養活天才的土壤。倘若既無土壤，也無民眾，那天才最終要麼夭折、要麼同化、要麼隱姓埋名。可如今的社會論調也有些耐人尋味，一面要求天才的出現，卻絕不給他成長的空間。第一部作品出來若不盡如人意，先罵為敬；若出彩至極，就捧上天，大誇特夸。可爭議是免不了的。在今天，已不可能有一部作品滿足所有人的喜好，作者們必須明白，創作要麼迎合一類人，要麼只為自己創作，可都容易走了極端，於是哪一類能填飽肚子，哪一類就是最佳選擇。如此看來，張藝謀與李安是真幸運啊。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