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註：本文作者 Annie Murphy Paul 畢業於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 Paul本人是一位備受贊譽的科普作家。而譯者本人僅具有一丟丟心理學背景，並不要將本文作為嚴謹的心理文獻。這是一本大約300頁的大書，由於精力所限我無法一次性完全翻譯。翻譯風格完全是一如往常的隨心所欲。本章節為引言到第二章的翻譯，介紹了早期顱相學和羅夏的墨跡測試。
引言：Introduction
「您好。很高興認識您。請允許我告訴您您的內在是什麼。「
通常來說，性格測試以這種禮貌而堅定的方式開場。
當我們初次遇見性格測試時，彼此都是陌生的（有些測試甚至認為我們對自己也是陌生的）。結束時，我們仿佛被貼上了清晰的標簽，成為了可知的個體。
無論是問卷、墨跡測試、故事講述法、繪畫測試還是玩偶，性格測試的形式多種多樣，但目標相同：將我們復雜、自相矛盾、易變的自我簡化成一個整潔的標簽。這些測試旨在衡量我們的性格特徵，而非我們所知或所能。
如今（2004年），在美國，性格測試無處不在，從網絡上的成千上萬個小測試到研討會和工作坊中的性格類型劃分，再到求職者必須接受的誠信和性格測試。無論是你是臨時工還是經理、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數百萬美國工作者都需通過性格測試來獲得或晉升職位。
在法庭上尋求公正的人可能因為監護權或情感方面的賠償問題而不得不接受性格測試。甚至連兒童也需要進行性格測試，以便進入好的私立學校或者他們的診斷學習和行為問題。
但性格測試的起源何在？它們究竟對我們有何評價？ 本書揭示了這些試圖捕捉人類本質的測試背後令人驚訝且不安的故事。它深入了解性格測試在美國公司、法院、學校以及從教堂到社區中心再到約會服務等機構中的使用情況。依據最新科學研究（2004年），書中揭露了性格測試的嚴重缺陷，說明了其結果常常是不准確、不可靠、不公正的。此外，書中還探討了這些測試的創造歷史，展示了這些表面中立的工具是如何受到工業和政府需求的影響，以及它們的創造者那獨特且時常古怪的個性如何塑造了這些測試。 兒童正被以局限的方式加以標簽化…
整個故事起源於赫爾曼·羅夏（Hermann Rorschach），這位瑞士精神病學家致力於創造一種「了解人類本質的鑰匙」。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墨跡測試，曾是心理學家們超過半個世紀的最愛，但在過去十年里遭遇了日益嚴峻的質疑。許多批評者認為這項測試 – 雖最初僅用於精神病患者，卻現在普遍用於普通人。這容易讓健康的人看起來像有病。多項研究表明，許多測試結果並沒有充足的證據支持。盡管如此，有八成的臨床心理學家（在2004年的美國）仍在使用羅夏測試，它被廣泛應用於近三分之一的情緒損傷評估和幾乎半數的兒童監護評估中。
羅夏在1910
更為流行的是明尼蘇達多項人格問卷（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這是一個包含567個問題的問卷（最新版本的MMPI-3於2020年發布，此處為MMPI-2)，最初於1930年代在一家中西部精神病院開發。這項被稱為 MMPI 的測試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構建：正如其創作者之一斯塔克·哈撒韋（Starke Hathaway）所言，「我們讓病人自己設計測試題目。」盡管該問卷包含有關測試者性生活和衛生習慣的私密問題，它每年仍有約1500萬美國人參與。但是就像羅夏墨點測試一樣，MMPI 起初是為精神病患者設計的，但現在卻廣泛應用於包括醫生、心理學家、急救人員、神職人員、警察、消防員和飛行員在內的普通人群中。它還催生了更多在工作場所中廣泛使用的人格問卷，據2003年的一項調查，美國有30%的公司都在使用人格測試，范圍從小型家族企業到像沃爾瑪和通用這樣的大公司。
而現在，企業界已經開始廣泛採納亨利·默瑞（Henry Murray ）這位哈佛大學才華橫溢的教授創造的性格測試新方法。他與克里斯蒂安娜·摩根（Christiana Morgan）共同設計了一種名為主題統覺測試（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的方法，讓測試者對一些含糊的圖畫講故事。雖然這種方法在專業和科學標準上遠遠不足，但它在心理學家中頗受歡迎（據最近的調查，60%的臨床醫生使用此法），市場營銷人員也利用它來深入了解人性，以此來塑造他們的產品宣傳。二戰期間，默瑞曾被召集為美國情報部門挑選間諜，這項工作催生了另一種人格評估工具——評鑒中心法（assessment center method） 。盡管這個讓參與者經歷一系列模擬任務的方式獲得了研究人員們褒貶不一的評價，但它們現今被眾多美國公司、警察和消防部門，以及地方政府所採用。
Henry Murray（1893 – 1988）
可能沒有哪個性格測試能像邁爾斯-布里格斯類型指標（MBTI）那樣擁有如此狂熱的追隨者。這個測試工具是20世紀40年代由賓夕法尼亞一位家庭主婦創造的。
創造者伊莎貝爾·邁爾斯非常自豪地稱這個測試為「我的寶貝」，她相信它能促進世界和平，或者至少讓每個人變得更加友好。邁爾斯-布里格斯測試通過四個字母來確定每個人的性格類型，如今每年有250萬人接受這一測試，它還被89家100強公司所使用，幫助企業「發掘員工優勢」和「促進團隊合作」。盡管研究顯示多達四分之三的測試者在重測時會得到不同的結果，而且邁爾斯-布里格斯描述的十六種獨特性格類型並無科學依據，但仍有無數人在了解到自己的心理類型後產生了「啊哈」的頓悟，對此深信不疑。
個性測試通常從孩子們上小學，甚至更早的時候開始。其中一個早期廣泛使用的測試是「畫一個人測試」，由經歷過極其艱難童年的紐約市治療師 Karen Machover 設計（順帶一提她晚年幾乎全盤否定了佛洛依德派的理論）。心理學家通過這個測試或類似的「房屋-樹-人測試」，根據孩子繪畫的風格和內容來分析他們的性格。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研究顯示，這些測試幾乎沒有什麼實際價值。
近年來，教育工作者流行針對學生各自的「學習風格」進行教學，導致至少開發了六種以上的測試，將孩子們根據他們的性格特徵分類，如感性或理性、富有想像力或實際、靈活或有條理。盡管支持這一理念的人聲稱，應用這些理論可以減少青少年犯罪、防止輟學，甚至緩解注意力缺陷障礙，但他們提供的支持這些說法的證據卻非常有限。
英國心理學家雷蒙德·卡特爾（ Raymond Bernard Cattell ）的研究以其科學性而著稱。他利用復雜的統計手段，把繁雜的人類特質簡化成更易於管理的數量。原本是一名化學家的卡特爾，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精確的「人格周期表」。盡管他最終因一些更危險的觀點而聲名狼藉，我們將在後文中了解到這一點。
卡特爾的研究成果包括他的「十六性格因素問卷」，這一問卷至今仍廣泛應用於職業咨詢和員工選拔，並引領了該領域數十年來最重大的進展：發現五大基本人格維度。一項測量所謂「大五」（Big Five）人格的測試，即NEO人格量表，目前在學界占主導地位，且正迅速擴展到職場、學校和法院等更廣泛的領域。
但這存在一個問題：這些測試的高度抽象忽視了人的個體性，正如一位批評家所指出的，這是「一個陌生人的心理學」。
每年有數千萬人進行這里所描述的測試，而市場上還有約2500種其他測試，每種都承諾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自己（或是向老闆、教師或法官展示）。現今，人格測試已成為一個年收入4億美元、年增長率為8%至10%的行業。然而，盡管它們普遍存在且在重要事務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但卻卻出奇地鮮少受到審視。這與能力、智力和成就測試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受到了政治和公眾的密切關注（並且常常被指出存在缺陷）。人格測試在一種隨意忽視的環境中蓬勃發展，與此同時，種種濫用行為，如侵犯隱私的問題、不准確的標簽和不公正的結果也在無節制地增長。
但或許，人格測試最深刻的影響恰恰在於其不易察覺的細微之處。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它不僅提供了一套技術工具，還帶來了一整套詞匯和思維方式來定義我們是誰，這些已經被許多美國人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人格測試的評價並不總是強加給我們的；很多時候，它們其實受到歡迎。有人可能會問，這有何不妥？畢竟，人類本身復雜難以捉摸，我們自然需要一些簡化的方法來理解他們，以便生存。
但問題在於我們如何進行這種簡化——我們選擇哪些捷徑，接受哪些近似解——這些都值得我們仔細審視，特別是當這些簡化的方法往往取代了真實本身。本書則將帶你了解這種強大且普遍的自我理解方式：它的起源，為何盛行，以及它在哪些方面常常讓我們失望。
第一章：一個典型的美國人（ A Most Typical American ）
1849年7月16日，在下曼哈頓納索街的福勒與威爾斯辦公室，一位六英尺（1.82m）高、既強壯又聰明的年輕人走了進來。他曾涉足各種職業，包括印刷、木工，甚至詩歌創作。但在過了三十歲生日的兩個月後，他感到自己仍充滿了未解的疑問和無處釋放的躁動。他走進一間診室，坐在了他此行要見的人面前。洛倫佐·尼爾斯·福勒 (Lorenzo Niles Fowler），這位男士擁有深邃的目光、引人注目的胡須和沉穩的權威感。他開始熟練地觸摸年輕人的頭部。一名速記員緊挨著，記錄下了他的每一個評價：「好戰性，六分；隱秘性，三分……自尊心，六到七分……責任感，六分……幽默感，五分」——總共超過三十個評分。
交付了三美元後，這位年輕人走回到納索街的喧鬧中。雖然在匆忙的商人和記者眼中他看似未變，但他知道自己已經徹底改變了。他終於明白了自己的本質，而這份報告就是他的證明。福勒在報告中寫道：「你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之一，你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你的社交關系。你與人交往時既親切又開放，但這並不會讓你失去尊嚴。你是一個坦率真實的人，總是如實展現自己……你擁有獨立的見解，思考問題獨立自主……你對正義的追求，對是非的判斷力非常強烈……你酷愛閱讀，對事實和大事件有著出色的記憶力……你在比較、舉例、辨別和批判方面都有著很強的能力……尤其是在激動的時候，你的語言表達能力尤為出色。」
這是對年輕的沃爾特·惠特曼極為精準的描述，惠特曼從中獲得了巨大的安慰和靈感。這位後來創作了《自我之歌》、《當去年的紫丁香在庭前綻放》和《哦船長我的船長》的偉大美國詩人，找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靈感來源——顱相學。
顱相學，或稱「心理科學」，是19世紀美國人用來理解自己及他人的一種極受歡迎的方法。洛倫佐·福勒及其兄弟奧爾森是這一領域在美國的主要倡導者，他們向眾多追隨者傳授，每個人類特質都源自大腦的特定結構。當這些大腦區域得到有效利用時，它們會膨脹，推動頭骨形成一個可感知的凸起。通過觸摸一個人的頭部，顱相學專家能夠像閱讀地圖一樣，解讀這些凸起，洞察其內在特質。
福勒兄弟及其合作夥伴塞繆爾·威爾斯共鑒別了三十七種特質，從謹慎到直覺、從破壞性到仁慈，每種特質都對應一個大小不一的凸起。他們為這些特質起了一些獨特或創造性的名稱：「粘附性」代表一個人的奉獻和承諾能力；「性愛能力」描述了對愛情和性慾的傾向；「食慾性」則指對食物和飲料的愛好。
惠特曼是福勒與威爾斯顱相學商店最忠實的客戶之一。他花費數小時在這個櫃子中游盪，這個類似博物館的地方展出了近千個石膏模型，包括野蠻人、兇手和瘋子等。他不僅閱讀並標注顱相學的小冊子，還把一些段落抄寫到自己的日記里。他甚至親自撰寫文章，在《布魯克林鷹報》（《Brooklyn Eagle 》) 贊揚顱相學的優點。惠特曼宣稱：「顱相學像船隻破浪前行一樣，面對著非議，現在已被所有明眼人承認，它已在科學界占據了堅固的位置。」
福勒兄弟以慷慨的贊助回報了他的忠誠，他們讓惠特曼成為他們旗下一份期刊的撰稿人。1855年他自費出版的第一本書《草葉集》，由他們在商店銷售；第二版由福勒與威爾斯出版。每一卷都附有惠特曼的「顱疣圖表」，他視這作為自己作為新型詩人和新型人類的證明。雖然他對自己的評價很滿意，但惠特曼認為有改進的餘地，他提高了自己的一些評分。他還為自己的作品寫了充滿激情且匿名的評論，在《美國評論》中贊嘆：「終於出現了一位美國詩人！」
顱相學家對他的才華的早期認可，讓惠特曼獲得了足夠的信心去開展一個大膽的項目——創造真正屬於美國的文學。而顱相學的理念和詞匯也深深影響了他的詩作。
惠特曼在筆記中提到：
「在美國，我們需要許多新的詞匯。」 他從顱相學家對人類品質的詳細分類中找到了這些詞匯，並用它們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始終展現自我，印證自己的顱相特質，如享受生活、喜愛居住、好鬥、有良心、注重飲食、直覺敏銳、友誼深厚、追求崇高、堅定不移、自尊心強……
他所期望的新一代美國人，最適合用顱相學這種神奇的方式來描繪和解釋：
「他們將在各州崛起，他們將傳達自然、法律、生理學和幸福，他們將是民主和宇宙的描繪者，具有食慾、愛欲、感知力……」 總的來說，顱相學對於惠特曼所倡導的這個年輕國家來說，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工具。面對那些想要 「向美國發聲或唱歌」 的人，他提出質疑：「你是否深入研究了這片土地、它的語言和民眾？你是否了解了這片土地的生理學、顱相學、政治、地理、自豪感、自由和友誼？」
隨著時間的推移，惠特曼對美國及其人民的充滿活力的願景——這一願景深受19世紀「心理科學」影響——已成為我們國家身份的核心元素。毫不夸張地說，現代美國人的自我認同的重要一部分，正是在福勒與威爾斯的辦公室里的一個夏日誕生的。
長久以來，人類一直在我們復雜多變的本性中尋找秩序的線索。今天，這種對於一致性的需求主要通過關於個性的理論得到滿足，通常是通過性格測試來評估。在惠特曼的時代，顱相學提供了答案，而在那之前，則有許多創造性強且（至少在我們看來）難以置信的體系。所有這些體系都滿足了同樣一組深層次的需求：它們抑制了人們之間豐富多彩、令人眼花繚亂的差異。它們使我們能夠進行預測和提供建議，快速對陌生人做出判斷，並將個體，包括我們自己，歸入一個令人安心的群體。它們常常為現有的社會安排背書，給予人們一種穩定感。最重要的是，它們試圖解釋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最早的這類體系是占星術，它認為我們出生時星星和行星的位置能夠預示我們將成為的人。早在公元前五世紀，希臘的占星家就開始根據天象來撰寫性格描述和預測未來的命運。例如，相信在斯匹卡星（ 角宿一 ）出現時出生的人將會「非常有學問，喜歡探討哲學，富有雄辯才華，創意無限，洞察力強，機智聰明，對音樂和藝術有濃厚興趣」，這是公元379年的一位天文觀察家的預言。
古人相信，氣候和飲食也對塑造一個民族的性格有著重要影響。例如，太陽的溫度、樹木的茂盛和河流的豐富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就曾斷言，亞洲人之所以比歐洲人更溫和、不那麼好戰，是因為季節變化溫和，沒有極端的熱或冷。他認為，這種環境缺乏劇烈的精神或身體沖擊，因此不易激發強烈的激情。這些早期的環境對人性的解釋並未提到我們現代認為重要的因素，如童年經歷。
人們對人類差異的看法隨著「體液」理論的出現而發生變化。我們的身體被認為由幾種基本的液體構成，這些液體的平衡影響著我們的情緒。例如，二世紀的醫生加倫認為，憂鬱症患者體內黑膽汁過多，多痰者行動遲緩，易怒者黃膽汁過多。他甚至描述了不同體液失衡引起的瘋狂行為特點。
古人還認為，我們的外貌特徵，如臉部的形狀，能揭示心理特徵。比如，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大額頭的人行動遲緩，小額頭的人性格反復無常，寬額頭的人容易興奮，而凸出的額頭則意味著脾氣暴躁。
這些古老的理論在十九世紀仍有一定的追隨者，有些理論，如占星術，至今仍流行。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觀點都被新興的「顱相學」所取代，這種學說因其科學外衣、歐洲起源和全面性的吸引力而風靡一時。正因如此，像沃爾特·惠特曼這樣的作家和許多美國人都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它。
顱相學起初並非為了給全人類分類，而是為了緩解一個人的不安情緒。這個人就是：弗朗茨·約瑟夫·加爾（ Franz Joseph Gall ），一位在18世紀80年代維也納大學學習醫學的年輕德國人，經常感到嫉妒。他看到自己比那些記憶力更強的同學更聰明，卻總是被他們超越。加爾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所有比他優秀的同學都有突出的眼睛和顯著的前額。他開始猜想，或許言語記憶的能力就藏在這些特徵後面，當這種能力特別強時，會讓眼睛和前額凸出。
弗朗茨·約瑟夫·加爾（ Franz Joseph Gall ）
這種對特殊天賦的好奇和安慰促使加爾開始尋找其他類似的聯系。成為醫生後，他認真研究起來，首先調查的是僕人、乞丐、罪犯和精神病患者，因為他認為這些人的特點容易識別（而且觸摸他們的頭部也不費力）。
加爾回憶說：「我在家里聚集了一些社會底層人士，比如馬車夫、僕人等。我通過給他們提供啤酒、酒和錢贏得了他們的信任，當他們願意合作時，我讓他們互相談論對方的長短和顯著特徵。」
加爾仔細檢查了他們每個人的頭骨，進而確定了好鬥、懦弱和傲慢等性格的特徵。在扒手中，他發現了盜竊的跡象；在殺手中，發現了謀殺的特徵。還有一次，他的一位名為「加爾的熱情寡婦」的女病人突然暈倒在他懷里，他在幫助她時發現了她顱骨底部的一個凸起，由此發現了性愛能力的標志。
加爾在眾多頭骨上的細致探索最終發現了二十七種不同的凸起，包括「機械能力」、「形上學深度」和「荒謬感」等。他年輕時的嫉妒最終意外地揭示了人類本性的鑰匙，一直隱藏在頭發下，被帽子遮掩。加爾的這一發現使他在歐洲享有盛譽，並吸引了許多追隨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約翰·斯普爾茲海姆，他於1832年決定將這門新科學帶到美國，探索新大陸的頭骨類型（他特別對印第安人的頭骨感興趣）。但讓加爾不滿的是，斯普爾茲海姆帶到美國的系統與他最初設計的有所不同。
斯普爾茲海姆做出了一個重大改變，他重新命名了這個學科。加爾曾稱其為「 cranioscopy 」，但他放棄了這個術語，轉而使用帶有希臘風格的新詞「 phrenology 」。斯普爾茲海姆還把加爾 探究出的一些陰暗特質轉化為更積極的描述：例如，將「謀殺器官」改稱為不那麼可怕的「破壞性」，把「盜竊器官」改為簡單的「獲取性」。加爾一直自認為是一個客觀追求真理的科學家，而斯普爾茲海姆則熱衷於宣傳顱相學的種種實際應用。他聲稱，這是一套「實用的心理哲學體系」，可以用來改善兒童教育、罪犯的改造以及對精神病患者的治療。
斯普爾茲海姆的理念恰好迎合了美國人的口味。他於 8 月 4 日抵達美國後不久，就在耶魯大學進行了一場演講，讓那里的教授們對他傾心。接著他又訪問了哈佛大學，並在那里同樣受到熱烈歡迎，接著又進行了一連串的公開講座和展示。有旁觀者驚訝地說：「斯普爾茲海姆在美國時，他所到之處，大眾幾乎立刻就成為了顱相學的信徒。」人們紛紛摘下帽子和假發，「美麗的長發也被攪亂了」，大家都在熱切尋找頭骨的秘密。
斯普爾茲海姆的影響力如此巨大，以至於經過三個月的狂熱傳播後，他突然去世時，那些曾熱烈歡迎他和他的教義的人們，現在為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所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頭腦之一」的逝世而哀悼。麻薩諸塞醫學會嚴肅地表示，斯普爾茲海姆的去世是「人類的一大損失」。他的葬禮堪稱一位傑出人物的榮耀，由哈佛大學校長籌辦，三千名悼念者參加，儀式中還特別演奏了 」為他而作的輓歌「 向斯普爾茲海姆致敬」。
很多人為這位「自然的牧師」的離世感到悲痛，他們不知道的是，顱相學在美國的輝煌之旅才剛剛開始。它的高潮將在兩位才華橫溢的福勒兄弟的獨特天賦下達到頂點。
當洛倫佐·福勒從紐約科霍克頓啟程前往大學時，大家普遍認為他會成為一位牧師。但在阿默斯特學院，他遇到的不是上帝，而是顱相學。1832 年，正值斯普爾茲海姆在新英格蘭引起轟動的時刻，洛倫佐和他在麻薩諸塞州某學院就讀的哥哥奧爾森（Orson) 對這門新興學科產生了濃厚興趣，並決定與洛倫佐的同學、好友 亨利·沃德·比徹 (Henry Ward Beecher) 公開辯論此話題。
比徹原本應該反對顱相學，但他為辯論所做的准備閱讀讓他逐漸信服了顱相學。他接受了兩位新晉顱相學家的分析，他們評價他具有「強大的社交能力」和「激情的氣質」，擁有「極高的仁愛心」和「成熟的親和力」。（後來，比徹成為著名的牧師，他建議信眾，成為基督徒的最佳准備是掌握顱相學所提供的關於人類心智的實用知識。當然我也相信主要是因為他們真的會誇人）
比徹只是眾多信仰轉變者中的第一個。不久，福勒兄弟開始以每次兩美分的價格為同學們提供顱相學診斷。畢業後，他們放棄了從事教會工作的計劃，轉而投身另一種使命：「通過顱相學改造我們的國家，進而改變世界！」福勒兄弟熱情呼籲。洛倫佐和奧爾森成為了心靈科學的專業講師和從業者，於 1835 年在紐約市開設了辦公室，並於次年出版了他們的首部作品《顱相學證實、闡釋及應用》。他們以福音派的熱情投身於此，承諾顱相學將「提升下一代的繁榮與物質福祉，大大增加人類幸福，甚至消除貧困和大幅減少犯罪。」
除了充滿激情的宣傳，福勒兄弟還展現出獨到的商業頭腦和戲劇性的表現力。他們的推廣手段幾乎無法抵擋：「一次評估無疑會揭示至少一個缺陷，並指導如何培養一種美德，更不用說它對健康的重振作用——這價值甚至超越了阿斯托的巨額財富！那麼，微不足道的檢查費用難道能阻止這無限寶貴的機會嗎？您會因此錯過心智進步的機會嗎，尤其是在人生的起步階段？沒有其他方式能以如此小的代價為您帶來如此多的好處和如此大的享受。」（眼熟嗎？不眼熟可以去買一份DNA檢查）
他們宣傳的是免費講座，實際上也確實只有個人咨詢才需要付費，這吸引了大批觀眾。
這對被譽為「操縱術巫師」的福勒兄弟，非常善於在公眾面前識別假冒志願者，讓觀眾大呼過癮。有村里的傻子冒充市長，縣法官扮成乞丐，當地醫生裝瘋賣傻——但他們都騙不過福勒兄弟倆靈敏的雙手。
奧爾森曾在觸摸某人的頭部時，驚呼著後退，就像碰到了蛇一樣。「完全沒有責任心！一丁點兒都沒有！沒有求好欲望！沒有羞恥感！」他大聲說道。結果那人是個被控過失殺人的罪犯。
福勒兄弟的表演非常吸引人，甚至開始吸引了名人客戶。未來的美國總統加菲爾德和泰勒都曾請他們讀過頭部。奧爾森曾暗示泰勒將來會「否決法案」。國務卿韋伯斯特聽到了令人滿意的評價：他的頭骨就像聖彼得大教堂的巨大穹頂。
年輕的克拉拉·巴頓參加了洛倫佐的課程，之後成為了教師，她感嘆道：「那一個月的經歷，影響了我一生，怎麼可能用言語來形容它的價值呢？」這位美國紅十字會的創始人如是說。「怎樣評估由此產生的自我和他人認知的價值呢？」查爾斯·狄更斯、埃德加·愛倫·坡和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也是福勒兄弟的滿意客戶。甚至連著名暹羅連體雙胞胎張（Chang）和英（Eng）都請他們讀過頭部。
（張和英:暹羅雙胞胎，1811年於暹羅夜功府誕生的一對男性連體嬰兒，哥哥叫英（Eng），弟弟叫張（Chang），醫學研究最著名的連體嬰兒，「暹羅雙胞胎」也從此成為了連體嬰的代名詞。圖片可能引起不適，請酌情點擊。)
當然，也有人對顱相學持懷疑態度，包括那位尖刻的馬克·吐溫。小時候，他見過顱相學家在密蘇里州漢尼拔 操縱鄰居們的頭部。
我覺得那位巡迴專家不太可能完全准確地判斷出任何村民的性格，但他總是聰明地為客戶提供與喬治·華盛頓相媲美的性格描述」他乾巴巴地評論道「這已是很久前的事了，但我似乎還記得，我們鎮上沒人的頭骨比華盛頓標準差多少。」
他在成年後接受了洛倫佐的顱相判讀，這並沒有改變他對顱相學的看法：福勒告訴他，他的頭骨平平無奇，完全沒有幽默感。
但是即便是像馬克·吐溫這樣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對顱相學及其「古怪」詞匯的戒備並不普遍。他戲謔道：「人們逐漸熟悉這些陌生的術語，並樂於在交談中頻繁使用它們，這種滿足感，如果他們真正理解這些詞匯的含義，可能會更強烈。」
當名人和傑出人物開始嘗試時，普通人也紛紛跟隨，他們走進福勒家族在波士頓、費城和倫敦設立的分支機構，或尋求四處遊走的巡迴顱相學家的指導，這些人就如同當時的世界真理巡迴銷售員。
如果約翰·斯普爾茨海姆在 1832 年沒有把顱相學帶到美國，這個國家可能會自己創造出它。這是一個巨變的時代和地點，這種變化由馬克·吐溫所諷刺的普通人和福勒家族服務的對象深刻感受到。
當他們離開家庭農場和工作坊，遷往城鎮和城市時，他們面臨了一個新的挑戰：選擇。
選擇與誰結婚、追求什麼樣的工作、如何取得成就，這些都是許多人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而顱相學承諾提供權威的答案。福勒家族的一份出版物承諾：「准確的顱相學檢查能以科學的確定性，教授最有用的知識——認識自己；明白自己的缺陷及如何克服它們；發現自己的優點並最大限度地發揮它們；找出自己的天賦，從而確定在哪些領域和追求中你將取得最大成功。」
兄弟倆將斯普爾茨海姆的實用主義推向更遠，把骨相學轉變成個人指南，為選擇職業、配偶和人生道路提供高度個性化的建議。沃爾特·惠特曼自稱為「典型的美國人」，在尋求骨相學堅定而安心的指導時，他確實如此。像惠特曼一樣，美國人似乎對顱相學家的建議感到釋然和感激（盡管他們會忽略那些不准確的建議，就像惠特曼忽略了成為會計師的建議）。一位顱相學客戶代表了許多人，他表示，盡管之前一直承受「痛苦的混亂」，但在接受了顱相學的指導後，「所有的疑慮和困惑都像早晨的霧氣被升起的太陽驅散了。」這是普通人街頭的形上學，一種以幾美元的價格出售的智慧。
顱相學的另一種不可或缺的用途是，隨著企業的日益壯大，公司們開始尋找評估員工的方法。顱相學，宣稱能提供「完整的心理畫像」，成了他們的首選，許多公司甚至要求員工提供顱相學推薦信。《紐約太陽報》上的一則廣告這樣寫道：「招收學徒。年齡不超過15歲的德國或蘇格蘭血統的強壯男孩，來學習一項有前景但艱難的技藝。備註：需提供來自納索街顱相學家的能力證明。」在一個不再單靠口碑傳播的迅速發展的經濟環境中，顱相學所提供的客觀准確性成為了商業的福音。對於美國的僱主們，就像對許多支持者一樣，顱相學因其實用性而被普遍認為是真實的。
在距離福勒&威爾斯三千英里和一百五十年之後的今天，現代的顱相學家們的辦公室坐落在另一條繁忙的街道上，舊金山的市場街。但現在，這里沒有那些能吸引路人的奇異展示櫃，也沒有微笑著引導你體驗閱讀的速記員。想要到達這里，好奇者必須進入一個樸素的辦公大樓，乘坐電梯到三層，沿著散發著新地毯氣味的長走廊走去。在走廊盡頭，他們不會看到一群吵鬧的圍觀者和遊客，而是會發現十幾個年輕人在一個開放的大房間里，靜靜地敲打著天藍色的 iMac 鍵盤。這家企業的客戶遍布全國乃至全球，數以百萬計。歡迎來到 Emode，「自我發現的首選地點」，(現在名叫tickle inc) 正如其網站所宣稱。這家網際網路公司提供了超過兩百種在線性格測試，服務了超過洛倫佐曾夢想過的人數：自2000年網站上線以來，已有五千萬人參加了其測試。就像過去的流動顱相學家一樣，這是一種可隨時帶入顧客家中的神秘服務。
緊鄰主房間的是這家充滿雄心的組織的負責人所在的辦公室，陽光明媚。詹姆斯··克里爾（James Currier）35歲，高瘦，穿著一件與他眼睛顏色相稱的藍色襯衫。他被 Women.com 提名為「網際網路之人」，擅長提問，就像他的網站一樣。給人一種冷靜自信的感覺。他在新罕布希爾州長大，1998年在哈佛商學院學習期間，產生了創立 Emode 的想法。當時哈佛商學院為所有學生提供流行的 MBTI 性格測試
「我發現這對人們來說是一次極其重要的體驗，」 克里爾說。「人們天生就想了解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他的同學們在收到測試結果時，「笑著、指點著、談論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開放。」 克里爾看到了機會：「我意識到我可以為人們提供一種全新的生活探索服務。」
一年後，克里爾在麻薩諸塞州劍橋的一個漏水的磚石地下室開業，雇用平面設計師設計網站和心理學博士編制測試。雖然有些測試聲稱可以全面分析個性，但他表示，還有一些測試「純粹為了娛樂」，比如「你的內在搖滾明星是誰？」和「你是什麼狗？」（克里爾的結果是金毛尋回犬）。網站免費提供這些輕松的測試，而對更深入的測試收取14.95美元的反饋費用。Emode 迅速走紅，首兩周就吸引了三百萬訪問者。克里爾意識到，隨著公司不斷增長的需求，需要遷移到網際網路活動的中心地帶——舊金山。
雖然這一切發生在幾年前，但Emode的創立故事已經像淘金熱的傳奇一樣古老。不過，與眾不同的是，Emode 依然蓬勃發展，而許多其他網際網路公司卻逐漸消失。克里爾對自己網站成功的解釋很簡單：「每個人都對自己感興趣，」他說。「自人類誕生之初，我們就一直在探究『我是誰？』和『我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在哪里？』我認為這些在線測試正好切中了這個問題的核心。」
克里爾的項目願景宏偉非凡，堪與福勒家族相媲美。公司的使命宣言稱：「Emode 將利用網際網路技術引領一場革命，改變人們認識自己和提升生活品質的方式。」目前，他正朝多個方向拓展業務。2003年初，他推出了一項服務，通過匹配個性檔案來幫助人們尋找浪漫伴侶；潛在的伴侶通過「兼容性指數」（1至100分）來評估匹配度。「這項服務將原本分散、不精確、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變得更清晰、簡單、深入且有趣，」克里爾表示。他還計劃推出一項職業咨詢功能。「我們利用人們個性的信息，幫助他們做出選擇——比如，推薦適合的工作、約會對象或旅行目的地。」克里爾解釋道。「我們希望幫助他們做出這些改變，從現狀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雖然產品高科技，但克里爾銷售的內容本質上與半個世紀前洛倫佐·福勒所提供的類似：在自我認識的探索和日益錯綜復雜的選擇中提供指導。
Emode 只是這種極受歡迎的信息和指導形式中的一員。現在，成千上萬種在線個性測試——從輕松娛樂的 「你是《星球大戰》中的哪個角色？」 到聲稱 「由心理學家設計」的嚴肅測試 ——已經加入到書籍和雜誌中數不勝數的個性問卷之列。
當然，許多最知名和最關鍵的人格測試是臨床工具，僅能由心理學家或其他有資質的人員執行和解讀。本書將重點審視這些測試，部分原因是它們通常是更非正式測試的基礎模型。但人格測試在各種形式中的普及表明，它們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受歡迎的自我認識方式，也是描述人類本質最普遍接受和易於理解的方法。
這曾是顱相學的生存區間，直到科學的介入使其失去了地位。從19世紀中期顱相學風靡一時，其聲譽隨著對大腦的一系列先進研究迅速隕落。雖然這些研究證明了某些心理功能，如視覺和語言，確實局限於大腦的特定區域，但這些區域幾乎從不是顱相學家所預測的那樣。此外，這些局部化的功能總是非常特定的，而不是顱相學家宣稱的全面特徵。而且，他們認為頭骨上的隆起可以顯示這些功能的位置或大小，但並無證據支持。到了19世紀末，顱相學已與占星術和體液學說一樣，成為人類本性之謎的錯誤解答之一。
人格測試作為現代的產物，是否也可能面臨同樣的命運？科學再次發起挑戰，發現當今許多人格測試無效且不可靠。同時，也有其他擔憂被提出：這些測試可能侵犯工人的隱私，以限制性的方式給學生貼上標簽，甚至向法庭提供誤導性證據。現在是時候更深入地審視這些測試，詢問它們提供的答案是正確的，還是僅僅符合使用者的期望呢？（就像全村人均華盛頓一樣）
盡管科學界宣布顱相學已成過去時，這門學科並沒有隨之消失。Fowler & Wells 一直宣傳他們的服務直至 1904 年；《美國顱相學雜誌》持續出版到 1911 年；而美國顱相學研究所直到 1925 年還在培育新學生。在大蕭條時期，顱相學作為職業咨詢幫助失業者，1933 年芝加哥的進步世紀博覽會上，一種名為 Psycograph 的「機械顱相學家」成為了熱門展覽。
但顱相學信念最為持久的，恐怕是那些最初在其美好形象中看到自我反映的人。沃爾特·惠特曼便是其中一位堅定的信徒。在他的一生中，顱相學一直是他文學創作的靈感源泉，塑造了他的理想自我形象，並開闊了他對人類潛能的廣闊視野。它甚至影響了他對私人感情的表達，比如在 1870 年日記中，他對一位男性的愛慕之情被描述為：「抑制過度的粘附本性，它讓生活變得痛苦。」 對於惠特曼來說，顱相學不只是一個理論，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他的名字和身體一樣重要。即便科學界不斷推翻這一學說，這種深植於心的信念卻難以動搖。
即使當時許多人開始對顱相學持懷疑態度，惠特曼仍堅信這門心智科學。他在 1878 年給一位密友的信中提到：「我知道 [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對顱相學的看法，他認為這就像通過摸保險箱的把手來判斷里面有多少錢一樣荒謬，我猜我的大多數朋友都對此持懷疑態度。但你看，我是個守舊的人，可能還沉浸在顱相學階段。」
惠特曼在 1892 年去世時，他最珍貴的文件中保存著半個世紀前洛倫佐·福勒為他做的顱相分析。一位傳記作家指出：「連他的手稿都沒有被如此小心地保留。」惠特曼一生都懷著感激之情回憶起他對福勒顱相學商店櫃台的訪問，「我經常去那里，有一次為自己做了一次非常詳盡的檢查，並得到了一份『頭顱凸起圖』（我至今保存著它）。」
第二章：羅夏的夢（ Rorschach’s Dream ）
赫爾曼·羅夏，當時20歲，是瑞士蘇黎世大學的醫學生。那個夢發生在他第一次觀看屍檢的次日。在那場屍檢中，他見證了肉體被一步步解剖的過程——皮膚被切開，肌肉分離，腔體顯露——這讓他這個年輕學生懷著敬畏和渴望。他後來說，當時他思考的是「靈魂的剖析」。
羅夏回憶，那個夜晚，他夢到自己的大腦正在被切割，夢境如此逼真，以至於醒來後仍能感受到刀刃的刺痛。這次非凡的經歷激發了他一種強烈的願望：深入探究人類本性。顱相學家們的研究止步於頭骨，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的探索者。而羅夏希望將探究的光芒投射得更深，深入到外科醫生們用手術刀割開肉體的程度。
羅夏最終創造了我們時代最知名的圖像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不定形墨跡測試。這個圖像最初代表的是對普遍理解的追求，被視為「通往人類知識的鑰匙」。從某種意義上說，羅夏是20世紀一系列夢想家的先驅，這些科學家們夢想著能夠測量人類本性。雖然這個夢想存在缺陷，但其影響至今猶存，在今天，包括羅夏測試在內的性格測試每年吸引數百萬人參與。
赫爾曼·羅夏之所以會出席那次屍檢，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令人意外的。從小，他並非夢想成為一名醫生，而是渴望成為藝術家。羅夏赫於1884年出生於蘇黎世，父親是一位未能成名的畫家，以在男校教授繪畫為生。與父親一樣，年少的羅夏赫具有藝術家特有的敏感與超脫。他能夠將牙痛的感覺轉化為音樂旋律，回憶起名畫時，他會通過模仿一系列動作來表達。作為一名才華橫溢的繪圖者，他即便是匆忙的草圖也能深刻捕捉到主題的核心特質。
羅夏12歲那年，母親離世；18歲時，父親也去世了。當他面臨上大學的抉擇時，他陷入了藝術與科學之間的糾結：到底是成為藝術家還是科學家？他對藝術有著深厚的愛好，而父母的疾病又讓他對醫學產生了興趣。這一困境，不僅是羅夏一生的主題，也是個性心理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大議題：人性，究竟是藝術的領域，還是科學的范疇？是需要創造性、主觀的直覺，還是冷靜、理性的邏輯思考？
1904年，羅夏選擇就讀醫學院，專注於精神病學。正是在這時，他見證了一次屍檢，這成為了他畢生事業的啟示。
五年後，羅夏在瑞士東北部門斯特林根的一所精神病院擔任住院醫生。他因為和藹可親的態度和組織各種有趣活動而深受病人喜愛。他向病人提供紙張和顏料，並把他們的作品掛在醫院的牆上。他甚至將醫院的教堂改造成劇院，自己設計布景和服裝，用木偶進行表演。
羅夏面對的病人迫切需要幫助，所以他暫時擱置了自己的墨跡實驗——直到六年後的一個重大發現促使他重拾研究。
1917年，羅夏不僅是一位丈夫和小孩的父親，還是位於瑞士與奧地利邊境附近的赫里索精神病院的一名資深精神病醫生。就在那年年底，波蘭醫學生 西蒙·亨斯（Szymon Hens) 發表了他的墨跡研究，他對精神病患者以及正常成人和兒童進行了墨跡測試。讀完亨斯的論文，羅夏既感到了職業上的嫉妒，也有了重要的領悟。
他認識到，亨斯關注的是受試者在墨跡中看到的具體內容。但對羅夏而言，病人看到的不如他們的觀察方式重要：他們是關注整體形狀還是某個部分？他們看到的是動態圖形還是靜態圖形？在看到彩色墨跡時他們有何反應？羅夏相信，這些感知過程比他們的回答內容更能深入揭示觀察者的內心世界。
羅夏重返墨跡實驗，熱情更高，他邀請了病人甚至是同事作為實驗對象。任何想與他合作的員工都必須先參與他的「程序」。一名護士回憶：「有趣的是，我所看到的一切都與解剖學有關，我只能說我看到了脊椎。」不久後，羅夏赫測試了405人,測試用的卡片因為被成百上千雙手觸摸而變得骯髒。同時，他也在不斷深化對測試結果意義的理解。他早就意識到，每一個墨跡都是生活的縮影，可以是一張臉、一幅風景、或是一種情境。羅夏推測，在每種情況下，我們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去感知，尋找相同的特徵，對相同的因素作出反應。
他開始深入研究最初的觀點，探究人們描述墨跡斑點時的差異。比如，他發現精神分裂症患者常給出一些古怪且獨特的回答，這些回答與斑點的實際形狀幾乎毫無關聯。而正常人則通常從一套常見的圖像中選擇答案——如蝴蝶、花朵、狐狸——他們指出的形狀別人也能輕易識別。羅夏把這種解讀墨跡的方式稱為「形式」。
另一個讓羅夏感興趣的要素是人們對顏色的反應。他從直覺上把這與個人風格聯系起來：「人們早已認識到顏色與情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他說。他觀察到，憂郁的人總覺得一切都是『黑暗』的，而樂觀的人則好像通過玫瑰色的眼鏡看世界。他認為，「顏色」的反應能反映出一個人與外部世界積極互動的程度。
第三個評判標準是「運動」，即觀察者是否想像墨跡中的圖形在動。羅夏認為，是否可以感知到運動與個人內心世界的豐富程度有關，他解釋道，這其實是「創造新穎、個性化作品的能力，即內心創造力。在其最高境界，我們稱之為藝術靈感或宗教體驗。」
正如羅夏所預見的，墨跡測試成為了有效的診斷工具。一位赫里索精神病院的護士指出，工作人員可以通過這個測試深入了解精神病患者的內心世界，而成果令人稱奇。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逐漸理解了不同病患，如癲癇病人、精神分裂症患者或神經症患者，對測試的反應，從而更好地理解他們對周圍環境及生活的態度。羅夏自己也向朋友誇耀，他的方法能「提供如此准確的診斷，讓人驚嘆不已。」但此時，他已經開始展望更為宏大的可能性。
羅夏夢想著深入探究人格的核心。通過分析受試者對測試的反應關系，他認為自己實現了這一目標。運動反應與顏色反應的比例，即一個人對內在或外在世界的傾向，他將其定義為「經驗類型」（Erlebnistypus）。在這個分類下，給出更多運動反應的人被標記為「內傾型」，他們創造力和想像力豐富，但社交上可能顯得笨拙或疏遠。而那些更偏向顏色反應的人被稱為「外傾型」，他們社交能力強、性格隨和，但可能在情感深度或穩定性方面略有不足。同時兼具這兩種反應的被稱為「擴展型」，他們兼具內傾和外傾的優點；相反，「限制型」則在兩種反應上都表現得較為遲鈍。羅夏認為，每個人都可以被歸入這四個類別之一。
羅夏對這種探索人類本質的工具深感敬畏。他斷言，在世界上所有的語言中，都難以找到足夠的詞匯來描述由「經驗類型」衍生出的個性細節。他的想法不僅停留於此，還包括反復向孩子們展示墨跡圖，直至成年，從而描繪出個性發展的詳盡圖景。他甚至考慮研究歷史上的偉大繪畫，通過分析其中的形式、顏色和運動，預測整個時代的心態。他還提出在遠離的文化中進行人類學研究時使用這個測試。由於「測試技術簡單，可通過翻譯進行」，因此無論是對「原始」的非洲人還是文化程度高的歐洲人都同樣適用。
正如他的妻子所述，對她丈夫而言，這個測試是「理解人類及其潛力的鑰匙，是對文化、人類精神勞動的理解的鑰匙」。他的神秘墨跡圖就像符文，可以解讀一個人的整個生活，甚至是整個時代或文明。羅夏自己感覺的夢想則更加宏偉，他設想自己的創造將引領他發現「所有人類統一的可能性」。隨著他對這項測試的雄心日增，他也更加堅定地要與世界分享它。羅夏如同一個時間緊迫的人一般，開始急切地將他的理論寫在紙上。
在重拾墨跡實驗不到兩年後，羅夏完成了他的手稿，這是一部詳盡的論文，名為《心理診斷法基於感知的診斷測試》 （Psychodiagnostik） 。這部作品雖然汲取了眾多來源的精華，卻獨樹一幟，頗具奇異色彩。在瑞士的高山之巔，羅夏脫離了主流心理學的洪流，包括正開始影響歐洲思潮的精神分析法。盡管他對這一嶄新視角頗感興趣，但仍持保留態度。他曾諷刺地對同事說：「在維也納，他們可能很快就會用分析法來解釋地球的自轉。」
然而，《心理診斷法》最大程度地反映了羅夏復雜的性格。按照當時的標準，他的研究注重數據和量化分析。當時的精神病學研究多依賴於對單一病人的定性觀察，而他的大量樣本和精確記錄，則彰顯了他作為嚴謹科學家的一面。但同時，這也是一位藝術家的創作。赫里索精神病院的一位同事曾這樣描述羅夏：「雖然他側重於實證和統計的可靠材料，但我們仿佛看到一位藝術家在作品中注入生命，他憑借自己的知識和同理心，讓這些材料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我常常聯想到米開朗基羅和他的未完成作品，看著原始石塊中逐漸顯露出的手臂或整個人像。」
書中包含了二十八個病例研究，這些生動的例證展示了羅夏方法的應用，也是最早的人格評估案例之一。
比如，一位女士在看到系列中的第四張墨跡時，她想像出了一個童話中的小國王正在迎接兩位揮舞面紗的女王，以及一隻沿河邊游泳的天鵝、一位站在墓碑前的彎腰老婦，和兩個垂唇的流浪者側臉。羅夏稱贊她為「富有想像力的個體」，擁有「卓越的體驗能力」。而另一位女士看到同樣的墨跡時，僅僅認為它像「動物皮」。羅夏斬釘截鐵地評論，她是「墨守成規」，缺乏創新和想法。（他還補充道：「這是對一位家庭主婦的測試，這種結果在這個群體中並不罕見。」）羅夏堅信，通過一個人對一系列墨跡的反應，他能夠了解到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羅夏曾認為他的這一重大發現會讓全世界都印象深刻。然而，1918 年 12 月，他在赫里索醫學協會初次匯報工作時，便顯露出情況並非如此。那次，習慣於日常醫療的鄉村醫生們對這位年輕精神病醫生大膽的假設感到茫然。
但羅夏依舊非常自信，歐洲的學術出版界將會意識到《心理診斷學》的開創性價值。1919 年，他將手稿和他偏愛的 15 張墨跡測試圖寄給了六家出版社，但均遭拒絕。盡管沮喪，他仍未放棄。
他後來對朋友說：「不幸的是，我們在出版上仍遇阻」，並幽默地補充：「看來只剩下黑暗，黑點和黑靈魂。」1920 年，羅夏對手稿進行了修訂並再次提交。如果不是他的朋友、精神病學家沃爾特·摩根塔勒 （Walter Morgenthaler）的介入，這本書可能再次未能找到出版商。摩根塔勒勸說了瑞士的 Bircher 出版社印刷 1200 份。但即使如此，由於成本問題，羅夏不得不將墨跡測試圖減少到 10 張。1921 年 6 月，這本書終於面世。然而，出版引發了新的危機：印刷商將其清晰的黑白墨跡圖變成了灰色斑駁的情況。
令人意外的是，羅夏卻認為這為解讀提供了新視角。更令他難以接受的是，書籍發布後遭遇的冷漠，甚至是敵意。瑞士唯一的精神病學雜誌完全忽視了這本書，其他歐洲期刊僅發表了簡短摘要。最多的關注來自德國實驗心理學會年會，著名心理學家 William Stern 公開批評這項測試為人為和膚淺。大部分書籍最終都留在了 Bircher 的倉庫中，出版商甚至對出版這本書感到後悔。而對於羅夏本人而言，這本書同樣是虧損的：據他妻子估計，他從中僅賺取了約 25 瑞士法郎（當時約合五美元）。
在這之後，羅夏病了。1922年4月1日，他因患上腹膜炎——一種腹部腔壁內膜的炎症——被急送至赫里索醫院。不幸的是，第二天早上十點，羅夏就在37歲的年紀去世了。
他的傳記作者感嘆：「赫爾曼·羅夏的命運實在令人心酸」，並表示羅夏可能因對自己心愛的夢想破滅而心碎身亡。
在羅夏去世的時候，他的測試還處於發展階段。他認為該測試在出版時已經過時，並持續對其進行改進。他的精神病學家朋友埃米爾·奧伯霍爾澤，負責將他的一篇論文在他去世後出版。奧伯霍爾澤提到，在羅夏去世時，他正忙於解決測試中引發的許多問題。「他的工作近乎天才，預示著心理學研究的新階段。遺憾的是，他的許多經驗和結論都隨他早逝。」
此時，似乎沒人相信像莫根塔勒和奧伯霍爾澤這樣的少數支持者能夠使這個測試繼續存在。一位赫里索的同事回憶道：「能與羅夏一起工作，對我們來說是一份珍貴的禮物。但他去世後，我們失去了一個真正了解『羅夏測試』的人。」 接著，Bircher出版社破產，導致《心理診斷學》的存貨在拍賣會上被拋售。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羅夏測試」在美國找到了新的生機。
1934年7月4日——獨立日，布魯諾·克洛普弗抵達紐約港的懷抱。在自由女神像的引領下，克洛普弗和他的兒子瓦爾特安全登陸。瓦爾特誤以為節日慶祝是為了歡迎他們。但克洛普費爾知道他也不是空手而來：他的行李中帶著一套羅夏墨跡測試。
克洛普弗家族是德國猶太人，他們在納粹勢力日益增強之時逃離了德國。克洛普弗在柏林時是位知名心理學家，有自己的廣播節目，還在柏林兒童指導信息中心工作。然而，當納粹政府發布關於區別對待雅利安和非雅利安兒童的指令時，他感受到了不可忽視的威脅。
一次，在學校，他的兒子沃爾特目睹一個同學在操場上被嘲弄，詢問校長原因時，校長回答說：「因為他是猶太人。」沃爾特困惑地回家問父親：「什麼是猶太人？」克洛普費爾說：「下周告訴你。」但在下周到來之前，他們已經逃往瑞士，最終前往美國。
在蘇黎世，克洛普弗學會了如何進行羅夏測驗，並將這項技術帶到了美國。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找到了研究助理的工作。羅夏測驗的傳言已經在他到來之前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大學里的心理學學生們對這位專家的到來充滿期待。盡管學生們急切希望學習羅夏測驗，但由於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們對這個歐洲的新方法持懷疑態度，他們沒有開設正式課程。因此，克洛普弗開始在布魯克林的公寓里每周舉辦兩次非正式聚會。
這些聚會並非總是進展順利。一位早期參與者回憶，克洛普弗對自己的英語水平過於樂觀。更重要的是，學生和老師共同發現，羅夏在他的研究中留下了許多未解決的問題。由於他過早去世，很多關於測驗執行和評分的基本問題尚未解決，這使得聚會常常持續到深夜，大家熱烈討論，試圖找出解決辦法。
盡管（或部分原因是）他那獨特的外國口音，克洛普弗開始吸引了一群忠誠的追隨者。他身材不高，戴著眼鏡，說話溫和，但卻散發出意想不到的魅力。「每次他走進一個房間，所有人都會停止交談，」一位熟人這樣回憶。他散發出一種溫暖而親切的氛圍，讓周圍的人感到被深刻理解，同時他也有一種頑皮和愛開玩笑的一面。謙遜而不造作，他偏愛開襟衫和涼鞋，這在那個時代的學術界，人們還習慣穿西裝和尖頭皮鞋時，顯得格外不同。
唯一讓溫和的克洛普弗顯得激情四射的話題是羅夏測試。正是這種熾熱的熱情，加上他作為教師和組織者的才華，使得克洛普弗成為美國日益興起的羅夏測試熱潮的核心人物。圍繞他，產生了許多傳說，比如他幾乎能像魔法般地從測試反應的書面記錄中提取出人們的性別、年齡、職業和外貌等詳細信息。他試圖解讀墨跡測試卡片時，會將它們舉至距離臉部僅幾英寸的地方，這引發了人們關於他通過嗅覺或以其他神秘方式感知羅夏測試的形式本質的傳言（實際上他只是高度近視）
在廚房和客廳聚會，圍繞羅夏測試辯論，一邊享用家常菜餚，一邊在即興派對上討論，克洛普弗周圍的這個小組感覺好像他們正在探索研究人性的全新方法。他和他的同事們還製作了一份復印的簡報《羅夏研究交流》，用以分享新發現和解決關於測試的爭議。盡管如此，這個運動仍然帶有一種秘密的氣氛。雖然羅夏測試受到心理學研究生的熱切歡迎，但他們的教授卻保持著謹慎甚至是強烈的敵對態度。一些信徒不得不將羅夏測試材料藏起來，以免被上級發現；大多數人繼續在私人公寓、咖啡館，甚至廢棄的電影院里聚會，而非在教室內。
羅夏測試以一種隱蔽的方式在美國流傳開來，主要靠著對話和辯論，而非傳統的講座和教科書。這種測試在年輕的臨床醫師中頗受歡迎，因為它能做到其他測試做不到的事：全面描述一個人的特質。當時雖然有智力測試（比如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但如一位心理學家所言，這些測試並不足以全面解釋一個人：「有些智商極高的人，行為卻遠非聰明。」 還有些測驗只能單一地評估人是否「神經質」或「內向」，但與克洛普弗這樣的專家利用羅夏測試繪制的豐富細致人物畫像相比，這些測驗顯得過於簡單。
在這個充滿活力的小圈子內，克洛普弗被視為赫爾曼·羅夏及其直覺藝術家天賦的繼承者。但他不是唯一自稱繼承了這位瑞士精神病學家的專家。另一位名為塞繆爾·貝克的專家也在這個緊密團體中聲名鵲起。這兩位男士的努力不僅推動了羅夏測試在美國的普及，也引發了一場可能導致其地位動搖的危機。
貝克與克洛普弗大相逕庭：他更加內斂嚴肅，沒有克洛普弗那種個人魅力和幽默感。他是羅馬尼亞移民之子，在俄亥俄長大，他在學校表現出色，獲得哈佛大學的獎學金，1912年開始在那里學習。
不過，在大學三年級結束時，他的父親生病，無法工作。貝克不得不回家支持家庭，導致他的學業中斷長達十年。他先後在《普萊恩迪勒報》和《克利夫蘭新聞》做記者，報導少年和刑事法庭的新聞，這讓這位年輕學者大開眼界。
在他二十多歲後期，他下定決心回到大學完成正規的學業。他希望「弄清楚一切的真相」，因此選擇心理學作為他的研究領域，希望能通過科學方法探究「人類到底是什麼」。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研究生院獲得研究獎學金，在那里他首次接觸到了羅夏墨跡測試。對貝克來說，科學的准確性極其重要：「我必須有確鑿的證據。我要清楚自己在討論什麼」，他解釋道。「在這里，我發現了一個測試方法，我可以對很多人使用同一套刺激，並根據這些刺激制定出符合科學要求的標準。」 他對墨跡測試印象深刻，甚至前往瑞士向羅夏的朋友埃米爾·奧伯霍爾澤學習。但他對歐洲心理學家應用這種測試的鬆散、直覺方法感到非常震驚。回國後，貝克編寫了第一本羅夏測試的英文指導手冊，為其實施和評分制定了嚴格的規則。不久後，貝克像克洛普弗一樣吸引了一群以科學方法研究羅夏遺產的追隨者。
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克洛普弗和貝克已成為羅夏測試社區的核心人物，這個社區正變得越來越大且充滿活力。一位墨跡測試的狂熱支持者回憶說：「那是一個充滿激情和樂觀的時期，我們認為我們找到了一種深入剖析人格的工具。」 支持者們用各種比喻來形容他們所推崇的羅夏測試：它被比作「心理學顯微鏡」、「深入靈魂的螢光鏡」，能提供「個性結構的藍圖」，就像「對人格的萬無一失的X光掃描」。憑借他們的傳教士般的熱情，這些自稱為「羅夏工作者」的人士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他們的行列。
即便是主流心理學界也開始認可這項測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僅有兩所美國大學開設了有關羅夏測試的正規課程，而《心理診斷學》一書的英文版也是直到 1942 年才首次出版。然而，戰爭結束後的幾年間，羅夏測試幾乎被所有主要的心理學課程納入教學內容。到了 1950 年，圍繞羅夏的學術論文和期刊文章的數量甚至超過了任何其他心理測試；在 1955 年到 1965 年間，有關該測試的研究每月都有十幾篇文章發表。連最初對羅夏測試持批評態度的德國心理學家 William Stern 最終也改變了他的看法。意識到羅夏取得的巨大成功，1938 年 Stern 和一名學生甚至設計了他們自己的版本——雲圖測試（Cloud Picture Test），但這個測試不過是原版的模仿。
對羅夏測試的信賴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在戰後的困境中，它被用於一項特殊的調查任務。1934 年，布魯諾·克洛普弗逃離德國，把羅夏測試當作他在美國新生活的敲門磚。十多年後克洛普弗的同事道格拉斯·凱利（Douglas Kelley） 將這個著名的墨跡測試帶回歐洲。
當納粹被盟軍擊敗後，他們最可怕、最令人憎惡的二十二位領導人被單獨關押在紐倫堡監獄。國際軍事法庭不久將審判他們的戰爭罪行，他們都命懸一線。但在法律作出裁決之前，心理學對他們做出了自己的評判。
在戰爭時期，凱利擔任歐洲戰區的首席心理學家；而在平時，他是羅夏測試的專家，並與克洛普弗共同撰寫了一本書。他和他的同事，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Gustave Gilbert），是唯二被准許與關押的德國領導人自由交流的人。在納粹狹小的牢房中，凱利和吉爾伯特與他們面對面坐著，展示羅夏的墨跡，並記錄下他們驚人的回應。
希特勒的副手赫斯看到的是「兩個人在討論犯罪，他們心中充滿血腥。」德意志勞工陣線領導人萊伊最初看到的是「一隻滑稽的熊，毛發蓬鬆。」當被要求詳細描述時，他變得焦躁不安：「你可以看到它的頭和牙齒，以及可怕的腿。它有陰影和奇怪的手臂。它活生生的，代表著布爾什維克主義正在席捲歐洲。」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一旦開始討論這個話題，我們得暫停一會兒，直到我們能將萊伊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話題上拉回到羅夏測試的卡片上，」 凱利記錄道。）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被試者是赫爾曼·戈林，他是德國集中營的幕後策劃者和空軍指揮官。起初，戈林對這些卡片不屑一顧：「哦，又是那些瘋狂的卡片，」他在看到凱利拿出測試卡片時叫道。
然而，經過多次接觸羅夏測試後，他開始贊賞其敏銳性，甚至告訴凱利他很遺憾德國空軍「沒有採用這樣優秀的測試技術。」他也對凱利產生了個人的依賴；這位精神科醫生報告說，這位冷酷無情的納粹「在我離開紐倫堡回到美國時，毫不掩飾地流下了眼淚。」
回到家後，凱利依據這些「納粹份子的羅夏測試」的記錄，對美國和德國文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像戈林這樣強勢、主導、侵略性強、自我中心的個性，並不罕見，」他在 1947 年出版的《紐倫堡的22個牢房》中強調，「這些人與普通人的主要區別在於缺乏良心，而這樣的人在我們國家隨處可見——他們可能是坐在大辦公室里，作為商人、政治家、黑幫頭目決定重大事項的人。」他在其他地方警告：「無疑，有些人會願意踩過美國一半人民的屍體，只要這樣做能讓他們控制另一半。」
但或許比分析內容更引人注目的，是它所依據的工具：一種直到不久前還難以得到認可的性格測試。凱利和吉爾伯特獲得了對當時最臭名昭著的罪犯的獨家訪問權，希望藉助幾張墨跡斑點測試揭示那些深奧的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比如關於善惡、正常與反常，曾經只屬於哲學家和道德學家的討論范疇，現在卻由心理學家來解答。盡管這些納粹時期的羅夏墨跡測試並未改變德國領導人的命運，但它對未來接受該測試的數百萬美國普通人卻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他們的反應可能決定了他們是否能保有子女的監護權、是否因犯罪而受罰或因傷害而得到賠償、以及是否適合從事危險而重要的工作。所以，盡管羅夏測試在紐倫堡的作用更象徵性，但它同時也是一個實質性的挑戰：如果社會賦予這樣的測試如此巨大的權威，那麼它遲早需要證明自己的價值。
回到美國，羅夏測試的迅猛崛起恰逢其核心支持者團體因為一場戲劇性的紛爭而分裂。這場衝突的核心問題從一開始就存在：人性是藝術的話題還是科學的課題？
布魯諾·克洛普費爾堅定地支持藝術方面。他的歐洲背景、臨床取向以及富有同情心的性格使他更傾向於主觀地理解人性，而非追求那些他所不屑的、枯燥的心理學公式。他堅決反對在「統計女神的祭壇」上犧牲洞察力和直覺。而塞繆爾·貝克則堅定地站在科學的立場，他的美國教育背景、研究重點和冷漠性格讓他堅持這一點。他認為，要真正科學地研究人性，每位檢查者都需要採用精確且一致的方法。「如果克洛普費爾及其同事能停止用『羅夏』這個詞來稱呼他們的方法
20世紀30年代末，兩位專家在 Klopfer’s Rorschach Research Exchange 雜誌上爆發了激烈爭論（諷刺的是，這個平台原本旨在友好解決此類爭議）。他們互相猛烈批評對方的技術，隨後陷入沉默，拒絕進一步交流。本來緊密卻鬆散的追隨者群體因此分裂成敵對陣營。忠於貝克和克洛普弗的支持者很快增加了三個新派別，由不滿前門徒領導的分裂團體組成。
如此，羅夏測試不再是單一體系，而是分化為五個各自有獨特規則的系統。
各派的不和，對這些微小差異的熱情，仿佛在嘲諷羅夏關於「全人類統一可能性」的夢想。他關於理解人性的獨特願景，在他去世後幾乎消失。現在，它是否再次面臨被遺忘的風險？
這里是一個普通教室：綠色黑板、螢光燈閃爍、投影儀的嗡嗡聲。但學生一開口，便釋放出一系列奇異而神奇的形象：蝴蝶女士、鬍子龍、跳舞的兔子、捉迷藏的蟲子、頭發插羽毛的女孩、伸舌的青蛙、戴領結的怪物。一位羅夏測試的專家曾稱這個測試為「實驗性夢境」，這些醉人的圖像似乎源自超越清醒的領域。
2003年4月的一個早晨，十九名學生在哥倫比亞大學集合，學習羅夏測試，70年前，克洛普弗不得不在自己公寓授課，而現在，這個測試已在全國多數研究生課程中教授。盡管如此，羅夏測試的教學仍帶有些許叛逆氣息：這個課程安排在周六，由另一所機構的講師主持，因為這個特別的項目（在該大學教師學院）並無常駐專家。
Barry Ritzler，長島大學心理學教授，是羅夏測試最堅定的擁護者之一。他身材矮胖，面帶和藹微笑，常因激情而聲音高昂。他著裝普通，但領帶卻格外醒目：鮮艷的紅藍色斑點。他站在教室前，詢問學生們在訓練中從病人那里獲得的測試結果。解讀羅夏測試的反應像是在瓶子里造船般復雜神秘，他正細心引導他們掌握這門藝術。
「在第六張卡片中，我看到了怪物和火山，」一位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的年輕女學生這樣描述。她問：「這些怪物是在火山上，還是正在爬火山呢？」Ritzler 追問。得知怪物正在爬火山，他回應說：「那麼，這就是一個移動反應。」 另一名學生詢問，當她的病人總是專注於墨跡測試某個小區域時，這意味著什麼。Ritzler 解釋說，這種反應暗示了狹窄的視角，與整體或「W」反應不同：「W」代表有抱負的人——就像你們，」他說。「你們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在紐約生活。要有這樣的抱負，就需要很多『W』。」 學生們舉手提問，表情認真。
似乎羅夏測試仍在引發混淆，這種混淆曾讓克洛普弗的追隨者整夜辯論，甚至導致整個社區分裂為爭議的派系。但今天情況有所不同。每位學生面前都放著同一本厚重的書——《羅夏解釋入門》。Ritzler 自己也有一本更小的口袋指南，他在詳細解釋形狀、顏色和移動時常常參考這本指南。他的講話中經常提到一個名為「Dr. Exner」的神秘人物，總是帶著敬畏提及。Dr. Exner 顯然是權威人物，對羅夏測試引起的爭議有最終的裁決權。
午餐後，Ritzler 在投影儀上展示了一份由 Dr. Exner 及其同事解讀的羅夏測試協議。這份得分表密密麻麻，充滿了字母、數字和符號，看起來就像是火箭燃料的復雜公式。Ritzler 耐心地引導學生們一步步理解 Dr. Exner 對一名15歲有問題男孩的分析，這名男孩在墨跡測試中看到了嘶嘶作響的貓、被壓扁的螞蟻和裸體摔跤手。
「就這樣，」Ritzler 說，暫時走進投影儀光線中。他眨了眨眼；得分表上的 F、C 和 M 字母在他的臉和寬松襯衫上顯現出來。「有問題嗎？」
這位埃克斯納博士究竟是誰呢？1953年，小約翰·埃克斯納（John E. Exner Jr）. 當時是康奈爾大學的心理學研究生，他對羅夏測試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回憶道，第一次看到墨跡時，「我對能進入臨床心理學的核心領域感到震撼。」一年後，他有機會和貝克本人學習。一天，他帶著一本小綠皮書《羅夏測試技術》（作者：克洛普弗）去參加午餐會議時，貝克看到書後顯得有些緊張。「那是什麼？」貝克疑惑地問。埃克斯納解釋了這本書的來源。
埃克斯納, 對兩位導師間的隱秘紛爭毫不知情, 被 Beck 濃厚情感的流露所深深吸引。隨後的夏天, 他成了克洛普弗的徒弟。埃克斯納回憶道：「我深深愛上了他們兩位，他們就像我的教父。」 就如同一個離異家庭的孩子夢想著能讓父母和好一般，埃克斯納也試圖彌合兩位導師間的裂痕。他帶著一絲遺憾地說：「我曾希望，因為他們對我那麼好，[我能夠]讓他們坐在一起，我用錄音機記錄他們對話，探討他們的分歧，或許能幫助他們重歸於好。」
然而，貝克和克洛普弗並不願意這樣做。自從他們分道揚鑣以來，他們的方法之間 — 事實上是所有五種羅夏測試系統之間 — 的差異愈發擴大。每個團隊都在為這個復雜的工具增添自己的獨特元素和細節，以至於有人警告說，這個系統變得太過繁雜，不再適合日常使用。但這些復雜性仍在累積：比如，「Shading」（陰影感知，被認為能揭示出無助感）和「Texture」（對墨跡的觸感歸因，被認為顯示出對情感接觸的需求）。還有一系列的「標志」，這些特定反應被認為能指向整個綜合症或病症：如同性戀、自殺傾向、腦損傷等。甚至有些創新者引入了 羅夏本人曾拒絕的內容分析：他們認為個人對特定墨跡的反應主題十分重要，尤其是與特定墨跡激發的主題相關：例如，第七張卡片成了「母親卡」，第六張卡片成了「性卡」等等。
由於貝克和克洛普弗拒絕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埃克斯納決定於 1961 年對他們的方法進行比較性評估，這可以看作是一場他將判定勝者的「美麗競賽」。兩位專家都同意參與，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方法將會占上風。然而，這場持續了近十年的評估，最終涵蓋了所有五種羅夏系統，結果並非任何一方預期。
正如當時的一位評論家所言，埃克斯納是「一個極其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最終判決非常謹慎且具有外交手腕。他寫道：這五種程序每一種都「包含了一些極其有價值的成分，但同時也存在嚴重的不足。沒有哪一個能夠完全超越其他。」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們需要的不是提升現有技術中的某一種，而是創造一個新的系統，這個系統將結合每種方法中最優秀、最具「實證防禦性」的元素。看來，埃克斯納自己也有一個夢想。
《全面系統》於1974年首次問世，是約翰·埃克斯納對赫爾曼·羅夏「探索人類之鑰」夢想的現代改進版。埃克斯納以相同的十張墨跡圖為基礎，打造了一個全新的、閃耀著科學光芒的體系。盡管他對外宣稱並非如此，實際上他在哲學上做出了選擇：支持貝克而非克洛普費爾，傾向於科學而不是藝術。
他別無選擇，因為自羅夏測試問世以來，美國心理學已向精確度、量化和標準化方向迅猛發展。一系列被認為是「客觀」的新型人格問卷測試正在取代羅夏測試的地位。同時，一些獨立的心理學家開展的新研究對墨跡測試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1965年的一篇評論指出，在羅夏測試的支持者不能提供充分證據之前，建議在臨床實踐中完全廢棄羅夏測試，並且不應要求臨床心理學的學生浪費時間學習這一技術。
埃克斯納帶著科學綜合視角的更新版本，如騎士般進入了這場爭議。他的系統不僅為羅夏測試的擁護者提供了支持，也為持觀望態度的人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很快，《全面系統》成為了普遍的標準，在大學教授、研究者應用，並被心理學家廣泛使用。1998年，美國心理學協會因他對羅夏測試的貢獻而授予他最負盛名的獎項，宣稱他幾乎獨自一人使羅夏測試重獲新生。如此，羅夏測試再一次從遺忘中被挽救。
今天，羅夏測試每年在美國進行數十萬次，應用范圍廣泛，包括學校、工作場所、監獄和軍隊等，用以檢測心理問題和描述個性特徵。在心理健康專業人士中，它是第二受歡迎的人格測試。最近的調查顯示，八成的臨床心理學家至少偶爾在測試組合中包含羅夏測試，四成報告稱他們經常或總是使用它。像巴里·里茨勒的學生一樣，多數心理學研究生項目都會教授羅夏測試，且大多數臨床從業者認為心理學學生應掌握羅夏測試的技能。
羅夏測試在心理學界的地位原本看起來牢不可破，但它的命運似乎總是多舛。在約翰·埃克斯納使之重獲新生的二十年後，這個測試又一次遭遇了危機。
這一次對重新定義的羅夏測試的打擊始於1996年1月。德克薩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成為了該測試最大的反對者之一，和他的兩位同事在著名的《心理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極具挑戰性的文章。
文章中他們指出，「對於綜合系統（Comprehensive System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存在基本的未解決問題。（ 在心理學中，「Comprehensive System」通常指的是一種評估工具或方法，它被用來全面分析和理解個體的心理狀態、行為模式和人格特徵 ）」
他們認為，對於接受測試者的評判往往缺乏充分的證據，甚至是錯誤的，並且埃克斯納的相關支持性研究充滿了缺陷。這些問題如此嚴重，以至於讓人對整個綜合系統都產生了質疑。
不久，更多的批評者加入了對羅夏測試的質疑。《心理評估》雜誌上的兩位科學家寫道：「目前沒有科學依據支持使用羅夏測試。」他們總結稱，幾十年的研究僅僅為羅夏測試提供了「微薄的支持」，以證明它是一個有效的測試工具。
匹茲堡大學的一位心理學家甚至呼籲立即停止在實驗室外使用洛施哈測試，他警告說，如果不停止使用，臨床醫生可能會繼續對人們作出錯誤的推斷。《心理學、公共政策與法律》雜誌上的另一組批評者指出，洛施哈測試的流行並不代表其價值，他們提到，就像曾經的顱相學一樣，流行並不等於科學。
一些忠於羅夏測試的人對接連不斷的批評感到憤怒。在一個關於這項測試的郵件討論組里，一位憤怒的成員甚至稱伍德和他的同事為「恐怖分子」和「刺客」。但大部分人，因為堅信這項測試的有效性，對這些批評不屑一顧。
巴里·里茨勒就把這些批評稱作「一派胡言」，還說：「我對我的學生說，他們學了半個學期的羅夏測試，就比那些批評者更懂這個測試。」國際羅夏學會的主席歐文·韋納對於這場「所謂的爭議」也不以為然，他輕描淡寫地說：「羅夏測試是一項很棒的老測試，已經有八十年歷史了，世界各地的心理學家都覺得它很有用。」
但也許，他們應該更關注這個問題。因為這次，似乎人們大部分的熱情都在那些反對羅夏測試的人身上。詹姆斯·伍德給人的感覺很和善，他戴著呆板的眼鏡，臉頰像花栗鼠。
然而，當談到墨跡測試時，他的批評卻異常尖銳。他說：「如果心理學家們用茶葉來測試而不是用羅夏，可能還會更好，至少那樣別人就不會把結果當回事了。」（茶葉占卜是一種西方流行的預測未來的手段）
伍德開始關注這個測試的潛在缺陷的契機，是在他被要求參與一起涉及虐待兒童的監護權案件時。讓他不安的是，盡管案件中的母親被多個可靠的來源描述為誠實、有愛心和理智，但她的羅夏測試結果卻顯示她精神嚴重失常，有病態撒謊的傾向，而且不能對孩子表達愛。
伍德說：「我當時還不知道羅夏測試是個騙局。我開始深入調查。」他的研究成果包括一系列文章，最早的一篇發表於 1996 年的《心理科學》雜誌，最終還寫成了一本書，名為《羅夏測試有什麼問題？》，與 M. 特蕾莎·內茲沃斯基、斯科特·莉莉恩菲爾德和霍華德·加布共同撰寫，於 2003 年出版。
伍德和他的同事們對綜合系統提出了三項重大批評。首先，他們指出，該系統的許多評分幾乎沒有有效性。例如，當羅夏測試報告某人表現出抑鬱、自戀或過度依賴等特質時，實際上這個人可能根本不具備這些特質。這部分原因是羅夏測試基於很少的證據就對許多人類特質做出判斷。比如，只要測試者看到一個對稱的墨跡中的「反射」圖像，他或她就被認為是自我中心，過分重視個人價值。如果看到一個食物圖像，就被認為比常人更依賴他人。然而，伍德指出，綜合系統中的一百多個變量中只有少數幾個在研究中被證實是有效的，這一點也得到了《臨床心理學雜誌》一項研究的支持，該研究發現僅有 20% 的評分能夠在正常人群和嚴重精神疾病患者之間區分出顯著差異。
其次，該團隊批評了綜合系統提供的「常模」或評價標準。他們認為，羅夏測試常常使健康人看起來比實際更有心理問題。他們寫道，如果根據埃克斯納的常模解讀正常成年人的羅夏測試得分，那麼這個人可能被誤判為自我中心、思維非常規且判斷力受損、感知現實扭曲、抑鬱、焦慮、情感表達受限、不安全、害怕參與、效率低下、缺乏同情心、逃避情感和情感控制能力差。他們指出，綜合測試所描述的「正常」實際上並不代表真正的正常人。
他們的第三個質疑焦點直指 Exner 方法的根本。在 1993 年出版的《綜合系統》中，埃克斯納大量引用了自己的研究來支持羅夏測試的有效性。不過，這些研究中不到四分之一達到了科學領域的黃金標準：發表在同行評審的學術期刊上。超過半數的研究是未發表的，源自由埃克斯納組織的羅夏研討會（常由 Barry Ritzler 主導）。
自 1968 年起，羅夏研討會已進行了超過一千項研究，但許多都未曾發表——有些甚至僅以原始數據形式存在。埃克斯納對依賴這類鬆散的數據毫不避諱：「我對此無需道歉」。他表示，很多調查是研究生或博士後在研討會上進行的，他們「並不願意花時間寫一篇十五到二十頁的論文投稿給專業期刊」。
當伍德等人想要查閱這些構成綜合系統核心的研究時，他們卻遭到了埃克斯納和其羅夏研討會團隊的阻撓。他們被告知，一些研究並不在研討會的檔案里，其他一些則無法提供。他們可以獲取特定問題的原始數據，但可能需要支付從過時的計算機系統中檢索數據的費用。至少有一次，埃克斯納直接拒絕向伍德及其同事展示相關研究。
在一個重視同行評審、公開辯論和信息自由交流的科學領域里，這樣的做法顯得相當不尋常。Scott Lilienfeld 斥責道：「這是無法容忍的，簡直是一個丑聞。他們聲稱這些研究支撐了他們關於羅夏測試效果的主張，卻又不願與他人分享這些數據。這種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伍德等人提出羅夏墨跡測試缺乏有效性、存在偏差標準和科學支持可疑的觀點，看似只是心理學界的一場內部紛爭，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羅夏測試常在美國法庭上出現。
現今，羅夏墨跡測試用途廣泛：診斷精神病患、評估問題兒童、選拔高風險職業人員，甚至用於評估職業運動員和天主教神父。（實際上，近半數羅馬天主教修道院和宗教團體的申請人篩選中包含此測試。）
但其最常見且最具爭議的用途是作為刑事和民事案件的證據。羅夏測試經常與面試和其他測試結合使用，以判斷被告是否應完全對其行為負責。近期一項調查顯示，32%的心理學家在刑事法醫評估中使用羅夏測試；在另一項調查中，此測試在法醫心理學家使用的40種測試工具中排名第三。羅夏測試曾用於許多臭名昭著的罪犯，如小約翰·欣克利（此獠為了博得女星注意，刺殺里根，他看到了骷髏、骨頭、空洞的眼眶和縮小的頭顱）和傑弗里·達默（連環殺手，曾經殺死17人，他的反應在謀殺審判中被心理學家描述為「平凡到極點」）。羅夏測試結果還影響判決和假釋決策。
在民事案件中，當原告聲稱遭受情緒損害時，羅夏測試常被用來證實其主張：199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一的情緒傷害評估使用了此測試。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美元的賠償金可能取決於此墨跡測試結果。近期，心理學家警告稱，關鍵的羅夏測試信息——包括墨跡圖片本身——開始出現在旨在幫助測試者操縱結果的網站上。在法律環境中進行的測試中，蓄意欺騙的比例高達60%。實際上，一項對常處理心理評估案件的律師的調查顯示，42%的律師認為「應向客戶提供盡可能多的心理測試信息」，包括最容易促進作弊的信息
羅夏測試在爭奪監護權的案件中經常發揮作用，用於評估父母是否適合撫養孩子，以及孩子是否遭受虐待或忽視。一項 2001 年的調查顯示，在進行兒童監護評估的心理學家中，有 44% 使用羅夏測試，使其成為此類評估中使用頻率第二高的測試工具。與此同時，網上也出現了關於如何利用這項測試的建議。「因為你看到狼而不是蝴蝶，就意味著你不公平地被迫與家人分開，」
一位只願以名字「Waylon」為人所知的西雅圖地區離婚父親、網站運營者這樣解釋。Waylon 對羅夏測試的批評雖然更為直率，但其觀點與伍德等科學批評者的看法不謀而合。「如果你了解羅夏測試的來源，你會覺得它非常荒謬，」他坦言。「它最初是作為一種桌面遊戲而設計的。」
因此，羅夏測試被用來做出影響數百萬美國人生活的重大決定。然而，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它不應該被允許用於法庭。其中兩位批評者——心理學家威廉·格羅夫和律師 R. 克里斯多福·巴登，強烈主張羅夏測試「明顯不符合」最高法院最近裁決中的可接受性標準。他們認為，這些標準應當禁止將墨跡測試作為證據，因為它存在太多缺陷：「按照我們的看法，公民的法律權利不應該依賴於這樣易於出錯的診斷和人格描述方式。」卡內基梅隆大學心理學家、美國心理學協會倫理委員會前成員羅賓·道斯也支持這一觀點。他表示：「在確定個人的法律地位和兒童監護權時使用羅夏測試解釋，是心理學界最不道德的做法。」他說，讓如此重要的決定取決於羅夏測試的結果，「等同於基於隨機因素剝奪某人的公民權利。」
科學——包括心理科學——確實應在法庭上發揮作用。但它必須是經過嚴格驗證的可靠科學。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羅夏測試並不符合這一要求。
懷疑論者對羅夏測試的質疑似乎正在產生影響。2003年的一項針對法庭心理學家的調查顯示，多數心理學家認為，在法庭上執行的許多任務中，使用羅夏測試是「不可接受的」，例如在評估個體的暴力風險和審判能力的時候。
有些律師和專家證人表示，他們現在盡量避免在法庭上提到這一測試，原因之一是這個測試很容易被對方律師嘲笑。心理評估權威托馬斯·格里索在全國法庭上測試當事人並提供證詞，他說：「我現在很少使用羅夏測試，因為我不想面對那些棘手的交叉審問。律師很容易讓人看上去很愚蠢——例如說，『我在這里看到一隻蝴蝶，這是不是意味著我瘋了？』我得考慮，使用羅夏測試得到的信息是否值得忍受這種麻煩和對我其他證詞信譽的損害。通常，答案是否定的。」
羅夏測試也成了受管制醫療保健降低成本運動的犧牲品。2000年，美國心理學協會（APA）召集的一個工作組在審查心理評估現狀時發現，這一測試正遭受保險公司和健康維護組織的嚴厲挑戰，這些組織越來越多地拒絕支付時間消耗長或科學上存疑的測試費用。在有效性受到質疑、需要數小時進行和解釋的背景下，羅夏測試成了一個顯眼的靶子。渥太華大學心理學家、綜合系統的批評家約翰·亨斯利諷刺地說：「改變羅夏鐵桿支持者的心態和觀點是個長期任務，但測試費用得不到報銷可能會產生更直接的影響。」
羅夏測試的爭議已引起公眾關注。《紐約時報》2001年2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標題為「墨跡測試中有什麼問題？ 文章重點介紹了 Wood、Lilienfeld 和 Garb 的觀點，他們認為羅夏測試存在嚴重缺陷，不宜在法庭或咨詢室使用。這一觀點在2003年3月出版的《羅夏測試有什麼問題？》一書發布後受到更多關注。
羅夏測試專家 歐文·B·韋納 （Irving Weiner） 對這種廣泛報導持輕松態度，他開玩笑地說：「如果沒有這件事，我就不會上《紐約時報》了。」 盡管他和其他支持者似乎不太擔心，但他們的策略似乎正在悄然轉變。
1994年，韋納在《人格評估雜誌》上聲明，羅夏測試其實不是一個「測試」，而是一種「方法」，建議人們以後稱之為 RIM（羅夏墨跡法）。有人懷疑，韋納是因為意識到羅夏無法滿足心理學對「測試」工具的嚴格標準，因此決定將其從這一類別中排除。
同樣的觀點也出現在俄亥俄州托萊多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 格雷戈里·邁耶 （Gregory Meyer） 的評論中。邁耶被視為羅夏測試界的新星，即將成為 Barry Ritzler 稱贊的羅夏領域的下一位「大師」。他認為，圍繞墨跡測試的爭議源自於對人性及心理學家角色的不同理解。他說，那些認為羅夏測試有用的人，通常是那些希望從多角度、三維視角去理解客戶，相信人的構成復雜的心理學家。而反對使用羅夏測試的人，通常對全面了解個體持反對或至少是矛盾的態度。
這場爭論引人共鳴：它再次點燃了藝術與科學的老辯論，由一次試圖但未能成功將科學作為盟友的運動所復興。如有必要，聰明伶俐的羅夏測試者們還有一個秘密武器待發。考慮到羅夏測試屢次驚險的復活，我們永遠不能完全忽視它（一位心理學家失望地把它稱為「心理測試中的德古拉，因為沒人能徹底消滅這個詛咒」）。
但這次，墨跡測試可能遇到了難題。詹姆斯·伍德及其同行批評家已有力地證明，羅夏測試是不靠譜的科學：無效、不可靠、不精確。這些問題在法庭等場合尤為危險，因為在那里，有效性、可靠性和精確性是做出改變人生的決定所必需的。然而，以今天的使用方式來看，羅夏測試同樣是糟糕的藝術。我們需要藝術—文學、音樂、赫爾曼·羅夏熱愛的繪畫—以及科學來理解人性，我們珍視它們正是因為那些科學無法提供的特質：靈活性、主觀性和親密性。但今日的羅夏測試，由於其僵硬的規則和繁瑣的條款，也無法提供這些。然而，有一方面，羅夏測試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並且無論心理學家辯論的結果如何，它都可能繼續保持這一地位：作為一個觀念。
赫爾曼·羅夏對文化貢獻了兩個核心概念，文化也通過讓他的名字和圖像無處不在—在日常用語、新聞報導、廣告中，甚至在諸如安迪·沃霍爾的畫作和《紐約客》漫畫這樣的文化符號中—來予以回應。
第一個觀點是，人們總是試圖在無意義之處尋找意義。就像約翰·埃克斯納指出的，面對羅夏測試的經典問題「這可能是什麼？」最合邏輯的答案應該是「這是一塊墨跡」，但實際上，只有嚴重精神病患者會給出這樣的回答。
我們大多數人會看到火烈鳥、仙女、甲蟲、蝴蝶等形象，這反映了我們這種適應性強、充滿人性的需求，希望讓這個世界變得有意義。羅夏的第二個深刻見解在於，我們創造意義的方式各不相同，非常個性化和獨特。我們關注的內容、我們忽略的內容、吸引我們目光或激發我們想像力的事物——這些都能透露出許多關於我們自己及彼此的重要信息。
這些理念深刻揭示了人類本質，雖然它們並不完全等同於「了解人類的鑰匙」。但這正是羅夏的宏偉夢想，也是他的後繼者和幾乎所有性格測試者共同追求的目標。即使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他們似乎還未從這個夢想中蘇醒。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