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邊邑》：點擊跳轉
「新豐美酒鬥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唐 王維 《少年行四首其一》）不僅近現代的作者觀客喜歡寫武俠故事、讀武俠小說、拍武俠電影，對俠客的贊美和推崇古已有之，形成了獨具一格的「俠」文化。本文圍繞短篇小說《邊邑》雜談俠文化，兼論故事中涉及的邊塞文化與妖文化。
一、事了拂衣去——俠文化
今人談俠，多稱「武俠」；古人談俠，謂之「游俠」。
「武俠」強調一個「武」字，近現代經典傳世的武俠小說及其衍生作品之中，俠客與高超的武藝、絕世的武器是不可分割的，一系列為大眾所耳熟能詳的武功招式、神兵利器，名稱響亮優美、描寫神乎其神，為武俠題材塑造了豐富精彩的洋洋大觀，但文化作品「三分實，七分虛」，對「武」的描寫，其藝術成分與現實成分是虛實有別的，這同時也造成一個現象，當代人對「俠」的認知，與俠在歷史上真實的形象也許是存在差別的。
「游俠」強調一個「游」字，行蹤上的飄游不定、精神上的游逸瀟灑。文史不分家，「俠文化」的源流，不妨從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游俠列傳》說起。《游俠列傳》開篇即引用韓非子的言論，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可見古人論俠、歷史上的俠客同樣脫不開「武」，韓子論俠的態度雖然是「譏」（二者皆譏——《史記游俠列傳》），但也從反面說明了，沒有「武」來作為實施暴力的能力，沒有觸犯規則的「犯禁」之勇，是難以稱俠的，而「以武犯禁」的定義，恰恰也說明了「游俠」之所以出現「游」這一動作的重要原因——俠的作為往往是不合於規則律法的，與美國西部電影中牛仔們在片尾策馬奔向荒野的瀟灑背影有共通之處，俠客們行俠之後的「深藏身與名」（與後來崇尚的「深藏功與名」相比，一字之差所強調的是更現實的「藏身」），乍看高尚而風光，其實恐怕難脫一層更現實的因素，那就是「犯禁」之後需要潛逃去也。不為法度所容的灰色身份，決定了俠客們往往難以長居久安、招搖過市，需要四處遊走脫避，成為了「游俠」。
如果僅僅強調較為尷尬窘迫的「犯禁」「非法」「逃匿」這一面，那就不成其為「游俠」，而只能算是「流寇」了。俠客之所以受到古往今來的推崇欽羨，正是因為他們即使在「犯禁」和「游」的危險與窘迫之中，仍然堅定奉行著「俠」的精神。什麼是「俠」的精神？誠如司馬遷在《游俠列傳》所言，俠客們「以武犯禁」的行為縱然不符合正當的准則（「不軌於正義」），但仍要贊賞其堅定高尚的品質，即「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說話就一定守信用，行事就一定果敢堅決，已許下的諾言一定誠信兌現，為此不顧惜性命安危，救助他人的危難，即使已經經歷了生死存亡的險境，事後卻不誇耀自己的本領，羞於炫耀自己的德行），「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取之有道、予之有道，遵守諾言，不避險遠奉行道義，即使為行義而死也不顧世俗的責難），概而言之，太史公總結的俠義精神要點是信（允諾守信）、勇（果敢不怕死）、義（救人困厄）、謙（不自誇），「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贊美，也為游俠的隱藏與遊走，做了不同於「惜身逃亡」之外的另一層辯護，也就是奉行不事聲張的謙忍品格。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一語實際涉及三種身份在內，除了受到評價的「儒」與「俠」之外，還隱藏了作出評價的「法」這一角。俠既然「犯禁」，與之對立且力量更強大的「法」自然就不容其存在，《游俠列傳》中描述最為詳細的一位游俠郭解，其事跡集中典型地反映了當時俠的具體形象，以及俠與法的矛盾關系。郭解是軹（音只）地人，字翁伯，年輕時做了很多狠毒違法的事情而沒有事發，僅有「犯禁」而難稱為「俠」，到年紀大了之後就改變行為、自省奉義，才真正成為了俠客。《游俠列傳》記述了郭解的三件事跡，一是他的侄子強橫跋扈，逼人喝酒而被殺，郭解歸罪於自己的侄子，原諒並放走兇手；二是有鄉人對郭解倨傲無禮，郭解認為不受尊敬是自己德行不夠，阻止門客報復殺人，反而對無禮於己的人多加關照；三是調解兩戶仇家成功之後，自己不居功，讓當地豪傑們得到調解冤讎的功勞名聲。這三件事跡可以說與今人印象中武藝高強的俠客毫無關系，至多算是以德報怨的忠厚長者而已，從側面反映了《游俠列傳》中記述的游俠形象，看重的俠義標準是精神品行上的，而「武」的強弱與否則是次要因素。郭解這個有史明載、真實存在過的著名俠客，不知是否對金庸先生將筆下的一代大俠郭靖同定為郭姓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西漢前期，地主大族土地兼並嚴重，地方豪強勢力甚至威脅到了中央集權，漢武帝為此頒布了著名的《遷茂陵令》，將家財三百萬錢以上的豪強富商統一遷到茂陵（後成為漢武帝的陵墓）集中管理，這一歷史事件引出了郭解的悲劇結局。從事跡記述來看，郭解也許並不是剝削農戶、魚肉地方的惡霸豪強，但他行俠仗義、聲名顯赫、天下仰慕翼附之人極多，個人影響力太強成為了他的罪名，很有些「懷璧其罪」的意味，擊破匈奴有功、官拜大將軍的著名將領衛青，以武帝內戚的身份（衛青的姐姐衛子夫是武帝的皇后）進言，勸諫說郭解仗義疏財，家中很貧窮，不符合征遷富豪的標準，但武帝的反應很有意思，認為郭解一介平民竟然能讓大將軍替他說話，可見「其家不貧」，武帝要拿郭解這樣一個著名游俠開刀，恐怕是早有預謀、何患無辭的。衛將軍的幫襯起到了反作用，郭家被強遷至茂陵，竟出現了送行之人成千上萬的盛況，這很可能更加深了武帝的忌憚與殺意。其後又出現一樁風波，徹底斷送了郭解的性命，有一個儒生就此事發表議論，指責郭解以奸犯法、不賢，以郭解的為人，斷不至於為此報復，但卻有仰慕郭解的門客氣不過，在郭解不知情的情況下殺了這個儒生，辦案的官吏查明郭解沒有指使，報稱郭解無罪，但御史大夫公孫弘卻說，郭解私結黨羽的權勢影響，已經大到了他不用知情就有人幫他任意殺人的程度，是大逆不道，「大逆」這麼一頂嚴重的帽子扣下來，最終導致了郭解全族被處死的慘劇。
郭解的結局，可以視作「俠」與「法」激烈矛盾碰撞的典型事例，同時也是這一鬥爭結果的縮影，也就是「法」壓倒了「俠」，這一趨向當然是歷經了數朝數代、千百年的時間才緩慢完成的，而「俠」的漸漸勢微，乃至於先秦至漢那樣的「游俠」徹底消失，則是不爭的事實，「俠」逐漸從一個實際群體，變成了百姓大眾在面對不公無力申訴時做「俠客夢」的精神寄託，越到後近之世，離「俠」真正存在過的年代越遠，認識了解越加模糊，對「俠」的描寫也就漸漸失真乃至於神化，不免「托古駭俗」了，「俠」的形象也就從《游俠列傳》那樣以精神品格為主要敘事標準、對武藝招式並無表現的「游俠」，漸漸變化成了近現代文化作品中神功超世的「武俠」。
「游俠」的「游」，還有精神上的游逸瀟灑。除了因「犯禁」而「遊走」之外，「游」同樣也是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踐行，是認識世態炎涼、砥礪身體力量、豐富精神閱歷的過程，有了廣博閱歷在下支撐、堅定品質在上指引，俠客的精神面貌也就因而瀟灑不羈、受到世人欽羨，產生了大量描寫和贊美俠客的詩文作品。王維的詩作多有玄意哲理，受佛教思想影響很深，號稱詩佛，但王摩詰一寫到俠客，「新豐美酒鬥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少年游俠痛飲高會的豪邁瀟灑躍然紙上，連佛心亦為之飄逸飛揚。詩仙李白的詩作立意豪壯而不飾雕琢，如「秦王掃六合」「幽州胡馬客」，「海客乘天風」「燕趙有秀色」，「燕昭延郭槐」「黃河之水天上來」，看起來文意非常直朴，句式大抵是光講有個什麼人物做了什麼事，有件事物如何如何而已，像隨口說話一樣簡單得很，讀起來卻盪氣回腸、立意瀟灑壯闊，其古風詩作中也有一首描繪游俠的名篇《俠客行》（金庸十五作下聯的「笑書神俠倚碧鴛」之《俠客行》，即取李白詩作為名，並引以為開篇定場詩）：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閒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傾。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
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開頭四聯總括白描出一個趙地游俠的形象，「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寫他的威風帥氣，年輕活力人人嚮往，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寫俠客的詩文也多「俠少年」之語，可見動輒說「少年」「少女」並非今人專利，古人亦然；「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描繪其武藝高強，能把「殺人」之事寫入詩文表現得如此豪邁，除李白之外恐也別無二人，可見自己就曾「少年游俠」「拔劍四顧心茫然」的李太白，在精神上與俠客「不顧世」的不羈豪放是共通的；「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與《游俠列傳》中「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俠客精神一脈相承，行俠之後「事了拂衣去」，既是俠客最瀟灑帥氣的寫照，同時也是李白本人最推崇的理想追求，李白以「詩仙」名世，給後人的印象往往是求仙修道的出世形象，實則也具有極強烈的入世理想，李白所追求的「成仙」「出世」，是希望能在功成名就的「入世」之後，誠如今人「樹榜樣」「找偶像」「追星」，李詩仙也有自己崇拜的偶像，即是戰國時期的著名說客魯仲連（又稱魯連、魯仲連子、魯連子等），在李白的詩句「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仍留一支箭，未射魯連書」等中多有體現，在長平之戰結束後，秦軍進圍趙都邯鄲的危急時刻，魯仲連通過游說促成秦國退軍，後又有在燕齊戰爭中射箭寄書、兵不血刃奪回聊城等事跡，且每次功成之後，都拒絕報酬「高蹈而去」，功成身退、仙遊無蹤，是李白最為嚮往的理想狀態，「事了拂衣去」，因而也成為了對魯仲連形象的呼應和李白人生目標的表達。
第五至十聯開始細化敘事，描述了這位趙地俠客在李白想像之中游歷信陵、邯鄲等地，與豪俠朱亥、侯嬴結交痛飲的事跡，游俠們飲酒時「脫劍膝前橫」的瀟灑，「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傾」的豪放意氣，與《游俠列傳》中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既誠，不愛其軀」跨過歲月滄桑遙相響應。這段敘述涉及到了可能是有史記載的最早兩位俠客：朱亥、侯嬴，他們青史留名的事跡，則是戰國末期著名的「信陵君竊符救趙」事件，見載於《史記魏公子列傳》。魏國信陵君公子無忌（魏無忌），與齊國孟嘗君田文、趙國平原君趙勝、楚國春申君黃歇並稱戰國四公子，是戰國時期貴族世家子弟賢仁重士、豢養門客的代表人物。長平之戰後，秦軍進圍趙都邯鄲（此言或覺似曾相識，上文提到的魯仲連也是在這一事件中開始活動的），相鄰的魏國害怕唇亡齒寒，發兵救趙，卻又懾於秦的外交訛詐而逡巡不進、作壁上觀，在趙國危急、魏亦難免、大軍無所作為的非常時刻，趙平原君勝藉助姻親關系（趙勝是魏無忌的姐夫，可見門當戶對的戰國豪強大族之間也是通過政治婚姻結黨相護的），向魏無忌求助，在公危私情的兩相促進之下，魏無忌毅然違抗魏王的意志，集結了門下賓客拼湊百餘乘（一百多輛戰車）的軍隊去救趙，朱亥、侯嬴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侯嬴伐謀，為報答魏無忌對自己禮賢下士的知遇之恩，這個年已七十、家境貧寒的老隱士勸魏無忌說，區區百乘出兵送死無益，必須奪取兵權、指揮魏國大軍救趙才能成事，並劃策建議魏無忌通過欠了人情的魏王嬪妃如姬（魏無忌曾派門客為如姬報殺父之仇，當時的游俠行為可見一斑），從魏王處盜出了調兵虎符，侯嬴劃策事成之後，乃自刎而死以示報效（也許是為了向魏無忌證明不會從自己這里泄密），可謂是「事了拂衣去」精神的極端了；朱亥效力，侯嬴向魏公子舉薦了自己這個有勇力的好友，在魏軍大將晉鄙見到虎符而仍不肯交兵權的情況下（著名的「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就是出自此處），採取極端手段，由朱亥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大鐵椎（怎麼藏的？）砸死晉鄙，完成了奪軍、出兵、卻秦救趙的大事。這兩位游俠的姓名也很有意思，朱亥是殺豬的屠夫，以勇力著稱，其姓音似豬，其名亥在十二地支中對應的生肖屬相也是豬；侯嬴以智計見長，其姓音通猴。兩人的特點與名字寓意都契合得過於驚人，令人很懷疑這會否也是為了「深藏身與名」，而在青史上留下了不以真名示人的諢號而已。
末尾二聯總結議論，以貶襯褒，褒揚的是「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的俠士，貶低的是像揚雄那樣「書閣下，白首太玄經（在閣中書寫，花了一輩子只為寫一部求道談玄的《太玄經》）」的文人。揚雄是西漢的大文學家，而李白引以作為反襯俠客的反面，除了追求文學立意上的沖擊有力之外，恐怕也有些很直觀、很共鳴的叛逆精神在里面：做學問哪有行俠仗義來得痛快帥氣！
武俠之「武」，游俠之「游」，側重不同，相同的卻都是一個「俠」字。古時質朴真實的俠與近現代文化作品中神乎其技的俠大相逕庭，瀟灑豪邁的精神、慷慨不羈的意氣、捨生取義的高尚卻是一脈相承的，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評價漢時的游俠，認為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等人「豪倨有聲」「力折公卿」「脫人困厄」，是真正的俠客；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等人次之，但「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亦有可取之處；至於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等人，不過是打著游俠的名聲雞鳴狗盜，「盜跖居民間者耳」，實為下等。金庸先生在武俠小說中寫道「行俠仗義，救人困厄，俠之小者；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俠文化，古往今來異影爭輝，同氣相求，異的是時代的背景變遷、大眾的思想觀念、俠的形象表現與對俠義精神的理解闡釋，同的是一代代仁人志士、芸芸眾生對行俠仗義、捨生取義、路見不平、慷慨意氣等高尚和血性的相同追慕。
短篇小說《邊邑》塑造了三個俠客形象，趙客之名取自李白的「趙客縵胡纓」，焉支之名取自漢時的《匈奴歌》「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去了焉支山的牧場，讓我們的婦女都因為生活困苦而沒有好容顏）」，趙客與大俠郭解結交，為了履行酒桌上的一句諾言，而在郭解身死族滅之後，隻身赴死響應回樂村向郭解的求救；焉支為了一次萍水相逢、大打出手而結交的情誼，始終不渝地跟著同伴身赴險地執行扶危救人的計劃。《邊邑》中對俠客武藝的描寫是偏於粗朴的，沒有什麼華麗神妙的招式，趙客和焉支賴以走江湖活命的，不過是諸如「臂力好」這一類的基本武力。小說開頭，趙客憑借臂力連射硬弓，以至於崩裂虎口血流滿肘的情節，取自《宋史》中的一則戰爭記載，宋軍中善射的偏將王舜臣在打了敗仗之後，獨自持弓站在敗軍之後阻擊追襲的羌人，表現其箭術之準的描寫是三箭迎面射殺了三名騎將，接下來四箭又射中剩下四名轉身逃走的騎將背部並一一擊殺，致使敵人「萬騎愕眙莫敢前」；表現其體力之強的描寫則更為駭人，「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逾隘，（敵人）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射了一千多支箭而沒有虛發，無疑有吹噓加工的嫌疑，但自申時到酉時短則兩小時、長則四小時，張弓連射了一千多支箭，其悍勇之極也確見一斑，長時間拉弓以至於「指裂，血流至肘」的細節也非常有真實性。趙客、焉支兩人都話不多、行動果斷，其形象是對《游俠列傳》等記載中「已諾必誠，不愛其身」之游俠形象的標準模仿，固無余論，較為復雜的倒是第三位俠客形象樓煩。
樓煩原本是古代的部族名稱，活動疆域大約覆蓋了今天的內蒙古呼和浩特至山西朔州，後建成樓煩國並演變成地名，至今山西太原仍設婁煩縣。因樓煩人剽悍勇猛善騎射，「樓煩」也成為了善射勇將的代稱，史書中就常見「樓煩將」這樣的稱謂，《史記項羽本紀》中記載劉項相持於廣武一段時，就描寫了項羽派壯士叫陣挑戰，劉邦則派了「善騎射樓煩者」一連射殺三人，直到項羽被激怒，親自披甲持戟出陣挑戰，這個以「樓煩」為號的神射手（又一說認為此人確實叫樓煩）竟因項王怒目叱吒的威勢而嚇得目不敢視、手不敢發，躲進軍營里不敢再出來，「慷慨豁達高皇量，叱吒喑啞霸王威」，劉邦的不拘小節、務實狡猾，項羽的威武霸道、神勇有力，都在這則小小的戰鬥記載中表現盡致。《邊邑》中的這位樓煩選取了這樣一個騎射勇武的代號為名，本身卻是雙腿癱瘓、乾枯瘦弱、沒有戰鬥的能力，就算死到臨頭也只能拔出劍來做做樣子，「亮劍」而已，相反是一個智囊謀士的形象，但他以傷殘無力的軀體，嚮往游俠們相逢意氣的豪邁、言諾行果的作風，以游俠自我期許，為了「有諾必誠」的信念而以半癱之軀赴險救難，又很難說他不是個俠客，雖然沒有趙客、焉支那樣的勇力，俠義的精神卻是共通的，身殘而以「樓煩」為名，正是沒有「俠」的武力卻又嚮往甚至踐行「俠」的精神之反差寫照。《邊邑》塑造這樣一個另類的俠客形象，是出於對普遍認識上的「武俠」與《游俠列傳》中的俠形象相互碰撞的思考，即：一定要有「武」才成「俠」嗎？沒有「用武」的能力而自詡大俠誠然是可笑的，但《游俠列傳》列舉郭解的事跡而通篇鮮見「武」事，又提供了一個那時對俠的觀察視角，也就是「武」並不是「俠」最首要的因素，秉持俠的精神盡其所力、做俠義的事情，未必不能稱「俠」，故而有了樓煩這樣一個「殘俠」「智俠」的形象。
樓煩為回樂村籌劃逃命時借筷子做算籌的舉動，模仿自歷史上「張良借箸」之事，史載劉邦手下說客酈食其（音亦機）勸其效仿周王室分封天下諸侯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張良回到軍營之後聞聽此事，在劉邦的飯桌上當場借筷子來點劃天下大事，備說此策的迂腐貽害，讓劉邦急得「輟食吐哺」，大罵「豎儒幾敗爾公事」（「死讀書的，差點壞了你老子的大事」，市井無賴出身的高祖劉邦在《史記》里是常有罵人記載的，歷史書上未必就沒有髒話），避免了這次嚴重的戰略錯誤，後世因以「借箸代籌」的典故形容出謀劃策。留侯張良從一個心心念念想要維護分封、復辟韓國的落魄世家子弟，漸漸在秦末亂世中成長為知大勢、堅定支持大一統的重要謀士，得到「開漢四百年」的不世功業之後，又效戰國時的范蠡、魯連那樣「高蹈而去」，避免了像韓信、英布、彭越等一世英雄那樣「兔死狗烹」的悲劇下場，可謂君子見機達人知命，無怪乎會成為後世眾多仁人智士所推崇的對象，與俠客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作風和智慧又何其相似。司馬遷在《史記留侯世家》的結尾有一段描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雲。（我以為張良這樣的人傑，一定是樣貌魁梧奇偉的，等見到他的畫像，模樣竟然像個美女一樣，孔子說『以貌取人就會錯過子羽那樣醜陋卻有才華的人』，留侯張良也映證了這個道理。）」太史公的驚嘆，即使對跨過千年直到今天的我們而言，仍然是感同身受的，因此提及張良時，不宜想當然地認為他和其他歷史上的謀士一樣，是個一把鬍子的老人家形象，說不定本是與現代審美觀念陰差陽錯而更相契合的俊美形象。
然而外貌「如好女」、給人印象多是文弱籌謀的張子房，在年輕時竟也做過買凶刺殺秦始皇這樣暴力豪放的事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又是大鐵椎，與朱亥那柄一樣是當時大力士的標準配置？），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陛下對狙不？我百二十斤大鐵椎），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張良曾經去淮陽學禮，往東見到了滄海君，雇得了一個大力士，鑄造了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鐵椎，秦始皇巡狩東方，張良與刺客在博浪沙狙擊秦始皇，大鐵椎錯誤地砸中了副車而刺殺失敗，秦始皇大怒，在全國大規模搜捕刺客非常急切，這都是張良惹出來的事。——《史記留侯世家》），由此還衍生出一個形容做事主次顛倒的典故叫「誤中副車」，這一記載大大豐富了張良的歷史形象，極有任俠之風，也是「不武」就未必不能做俠客的一項注腳。其後張良大約明白了「買凶殺人搞恐怖襲擊救不了天下」的道理（燕太子丹含淚贊同），終而逐漸從一個冒失輕率的世家子弟，真正成長為了見機識勢、定鼎天下的豪傑君子。
誠如「俠以武犯禁」這句話里還暗藏了一個發議論的「法家」，《邊邑》里也塑造了一個與游俠們對立的「法」的形象，即受降城右庶長嚴山，嚴山與趙客等游俠雖然是同一陣營的戰友，但比起言平津、匈奴等敵人在豪邁雄壯、慷慨悲歌等性格方面的共通之處來，趙客與嚴山之間理念的矛盾衝突，甚至比對敵人還要更加激烈嚴重。在《邊邑》的故事中，嚴山是法的代表者與信奉者，是郭解族滅這一俠與法鬥爭事件的參與者和講述者，他清醒地指出俠終究不容於一個文明秩序社會的根本原因——俠無定數，俠客做好事稱俠，無賴惡霸做壞事也號稱俠，何為俠、何為不俠，光憑手里有劍的人張口一說就要取人性命，固然是不成的，然而真的把公認正確的事情一條一條講得清清楚楚、嚴格執行，那又同樣不再是俠，而恰恰變成「法」了，法最終壓倒俠的歷史結局，恐怕也因此確定。嚴山的形象取自於《史記酷吏列傳》中記載的郅都、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等著名酷吏，細讀《酷吏列傳》，會發現這些「酷吏」並不全是想像中那樣借著官位作威作福、殘害百姓的惡人，如郅都、寧成等人的酷厲，更多體現在對法律近乎無情的苛刻維護，郅都為了維護「君權至上」「男尊女卑」的定法，漢景帝的愛妾在上林苑受到野獸攻擊之時，他既不肯自己奉帝命去救人，甚至還阻攔皇帝親自拿武器去救人（君王搏命為紅顏，景帝算得上是西漢好老公了），也許並非郅都沒有救人的勇氣，或是對這位妃子及女性有什麼主觀上的鄙夷仇視，而是因為當時的律法規定了君主的威權、安危不能為了嬪妃而受到損害的危險，故而執律不阿。
《邊邑》中的嚴山，也是這樣一個全部行動奉行公法、鮮有私人意志表達的形象，殺逃兵不是因為私仇、而是為了執行連坐的軍法，為難趙客不是因為私怨、而是為了執行打擊豪強與游俠的法令，甚至最後死去都不是為了好勇取義、而是為了用生命遵守自己制定的峻法，他的酷厲奉法與趙客等人的好義任俠，都在鬥爭中發揮了不同的作用，俠的精神與法的精神是各有長短的，任俠犯禁的行為太過分了，就需要法來約束，法的制定如秦末那樣太酷厲、苛政猛於虎了，又需要隱伏在民間的「張良刺秦」「揭竿而起」這種俠義反抗精神予以碰撞和斧正，法並不因為扼殺了「俠」這一歷史群體就一無可取，俠也並沒有因為在與法的碰撞中落敗而徹底泯滅，俠與法的精神如果能在激烈矛盾碰撞中相互影響、各自發展，共同對社會風氣形成好的促進，當屬幸事。在故事的結尾，嚴山雖然身死，與他一樣信奉「法」的官吏卻如雲而至，趙客為了逃避搜查武器的禁令而被迫丟棄了自己的長劍，象徵著俠客被迫放棄了「以武犯禁」的能力，焉支遠走關外逃避法的約束，游俠縱橫的天下變成了兒女相忘的江湖，趙客則留下了一個「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逃亡背影，屬於游俠的時代過去了。
幽並游俠兒，捐軀赴國難。犀渠玉劍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歷史上的游俠，與邊塞、從軍是緊密相聯的。下半章將繼續圍繞小說《邊邑》，談一談邊塞文化與妖文化。
來源：機核
